同一时刻。
桃园之内，朱雄英借助空间之力，清晰听见皇宫中老饶低语。
唇角微微上扬。
倘若此刻他在侧，定会轻声道：“祖父，您终于懂了。”
铁制的刀锋，一次只能取一人性命。
可真正致命的，往往是看不见的锋芒。
就像这一次，让草原上的牧人改养牛羊，不再饲育战马。
听来不过是寻常政令。
但要落地执行，却必须依靠压倒性的力量作为后盾。
人心不盲，当整个草原都悄然转变生计方式时，北元权贵岂能毫无察觉？
这般断根之策，若未先行剪除其上层势力，还未启程便已终结。
所以，首要之事，便是瓦解北元的核心统治。
而此计最精妙之处，并非仅是缓慢侵蚀其战力，如同温水慢煮血肉。
更关键的是——
商贾之地，必聚人成市，繁华自生。
一旦大明推动此策，北方游牧族群无论情愿与否，都将被迫告别迁徙生涯，开始定居生活。
有了固定的居所，生活方式随之改变。
若其经济命脉又被大明牢牢掌握，边患之局，自然迎刃而解。
再者，随着大明军械技艺不断领先。
时间拖得越久，北地威胁就越发萎缩。
终有一日，大明北疆将崛起一座座“商业重镇！”
那些曾经驰骋荒原的部族，将深深依赖中原的物资与秩序。
到那时，边患不除而自消。
至于大明商人如何与北地交涉条款、议定货价。
这些琐细，无需朱雄英亲力操持。
他深知，商人逐利，性使然。
他们自会追寻利益的极致，如影随形，无声收割。
“这些道理，老爷子他们迟早会明白。但核心所在，仍在于‘控制’。”
“这控制，不只是压制草原新起的势力，也包括约束我方的商旅之徒。”
只是……
真正的掌控之力，因山高路远，难以即时传达。
起初交易尚稳，可时间一长，钱财动心，纷争必起。
因此，铺设铁轨，提速往来，已是刻不容缓。
然而……
大明眼下运力匮乏，精通蠢之人更是凤毛麟角。
朱雄英静立思索。
他并未向老爷子明言这些。
因他知道，身处庙堂之巅者，自有其洞察。
此刻他真正在意的，是另一条路——同样关键，关乎国本。
此时，他的身影伫立在一棵繁花满枝的桃树之下。
【文教兴国、百工振业！】
就连朱雄英也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布局之下，大明如今技术充盈，钱粮丰足。
唯独缺少一样——
能让这一切真正扎根、生长的根基。
却是创造者！
是推动万业前行，引领大明走向腾飞的真正力量！
没有他们，大明便无法完成蜕变。
无法在短时间内跻身强盛之粒
更不可能将铁轨延伸至四方。没有铁轨，纵有千般技艺，也不过独步蹒跚。
于是，百姓便难以迈入“温饱有余、家藏闲钱”的安稳日子。
可眼下大明所育之人，大多不过是熟读“四书五经”、满口“之乎者也”的儒生。
八股取士！
以经典为纲，成了下学子跃入仕途的唯一阶梯。
这阶梯的形成，确与时代背景相连。
譬如南北地域之间的平衡考量。
但长此以往，八股非但不能识才，反而扼杀真才实学。
这种压抑，绝不可持续。
大明需要人才，需要能“振兴百工”的实干之士。
这才是国家真正的根基。
根基若弱，纵使兵甲精良，也不过空壳一副，外强中干。
正因如此，朱雄英心中最坚定的目标，正是：“文教兴国、百工振业！”
“可这条路，艰难重重。”
他眉头紧锁，陷入沉思。
若抵御北患，是自百姓到官员，乃至太祖都愿共赴之事，那么——
【文教兴国，百工振业！】
其阻力，远超此前提出的“财政改制”与“军制变革”。
因为它动摇的，不只是“八股取士”这一国策；
它触动的是无数官吏的前程，更是千千万万埋首于“四书五经”的学子命运。
他们苦读数十载，只为一朝登科。
一旦发现通往功名的道路被改写，必然人心动荡。
毕竟，今日朝中文官、学界大儒，皆由八股之路而出。
如今要变法易制，岂是轻而易举？
莫看朱雄英如今声望如日中，民间敬之如神明，朝中亦多拥戴。
可一旦推行此策，恐怕所有文臣、儒士、监生、学子，都将视他为担
可是，因为畏惧反对，就止步不前吗？
不。
他心中有六百年后的文明回响，灵魂深处烙印着未来的智慧光芒。
他是大明皇室血脉，是帝国将来的执掌者。
怕什么？
若惧人言，当初就不会提出那般触动权贵的“财政与军制改革”。
更何况，他早已布下伏笔。
这也正是他选择提“文教兴国”，而非“科教兴国”的根本所在。
文教二字，似乎仍扎根于儒学的传统脉络之郑
追溯源头，先秦时期的儒学，并非孤立存在。它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不断吸纳、演变。
在那之前，儒者所崇尚的并非空谈义理。
汉唐之际，君子六艺中明确包含“骑”与“射”，皆是实操之术，关乎体魄与战技。
只是后来，经由层层修订与取舍，原本兼具文武之道的学问，渐渐偏移了方向。
于是便有了今日这般景象：书生不识弓马，却敢论兵事；纸上谈兵者高居庙堂，反令实务之人束手无策。
这种风气，并非自古如此。
确切而言，是在前宋时期才逐步成型。
而如今的大明，幸有太祖皇帝镇守江山，朝纲未堕，武备尚存，慈弊病尚未显现。
但历史的轨迹早已留下印记。
待到那位被称作“大明战神”的帝王，在土木堡一役中将永乐留下的将领尽数折损之后，朝廷格局为之一变。
自此，武将退出权力核心，文臣再度掌控朝政。
成化年间，八股文进一步固化，科举之路越走越窄，选拔之法愈发僵化。
直至“东林书院”崛起，文官集团更是借讲学之名，广植私党。
他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可所作所为，实则分割皇权，架空政令。
其势之盛，竟使后世子难以触达民间疾苦，朝廷与百姓之间，渐成隔阂。
在朱雄英眼中，这种专利于士大夫阶层的“腐儒之学”，连同僵化的科举制度，绝不能在大明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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