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七年春，东赵成王赵珩第三次踏进新邺大学的论辩堂。与前两次微服私访不同，这次他带着三位议事堂大臣。他身着王服，径直走向堂前特设的席位。
堂下，近千名学子席地而坐，目光灼灼地望着他们的君王，又转向今日辩论的主角——法家学者公孙岳与儒家老臣孟淳。
成王抬手示意辩论开始，目光扫过堂上悬挂的匾额：“求实拓新”。这是他即位之初亲笔所题，如今已成为新邺大学的校训。在这个失去朝鲜、困守扶桑的艰难时刻，这四个字承载着东赵王国全部的期望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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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东赵军队在朝鲜半岛全线溃败，不得不撤出经营多年的朝鲜。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动。老臣们跪在王宫前，哭诉着“愧对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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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东老君王尚是景王，而时为黑水台都督的赵珩，站在宫城高台上，望着东海方向，整整一日未进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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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朝鲜已失，若再不振作，恐连扶桑、流求亦不能保啊。”首相杜畿低声劝道。
赵珩转身，眼中布满血丝：“我们为何会败？大汉坐拥中原，我们据有扶桑、曾辖朝鲜，资源不相上下，为何他们日益强盛，我们却节节败退？”
杜畿沉默片刻，终于道：“或许问题不在疆土，而在思想。”
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赵珩心中酝酿已久的疑问。当晚，他召见了新邺大学祭酒徐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若我东赵不再独尊儒术，会如何？”
徐尚手中的茶杯险些跌落：“大王，自武帝以来，儒术乃下正道啊！”
“正道？”赵珩走到窗前，指向远方，“就是这条‘正道’，让我们失去了朝鲜。儒家重义轻利，可战争需要坚实的财力；儒家崇尚礼乐，可边关告急需要实用之才；儒家讲究华夷之辨，可我们东赵地处海外，需要与各族交往。这样的‘正道’，还要走下去吗？”
徐尚怔住了，他从未听过君王如此直白地质疑儒家根本。
“新邺大学该有一场变革了。”赵珩最终道，“让百家重新发声，让学子自由辩论。东赵需要找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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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四年春，新邺大学举办邻一场“百家论战”，主题是“东赵强国之道”。论辩堂内座无虚席，连走廊都挤满了旁听的学子。
儒家代表孟淳首先发言，他年过六旬，曾是成王的老师：“治国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东赵之败，非儒术之过，恰是背离仁义之果。若使民重利轻义，国虽富而民心散，兵虽强而无斗志，此非长久之计。”
法家学者公孙岳随即起身。他年仅四十，却已头发花白，这是他十年钻研法家典籍的见证：“孟公所言差矣。当今下，列国争雄，犹如战国再现。东赵地狭民寡，若不行富国强兵之策，必为他人所吞。请问孟公：仁义可能造出战船？德行可能生出粮饷？礼乐可能击托兵？”
场下一片哗然。如此直白地质疑儒家核心价值，在新邺大学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孟淳面色不变：“治国如烹鲜，急火快炒则外焦内生。商鞅变法，秦虽强而速亡；始皇暴政，二世而绝。此非法家前车之鉴乎？”
“不然！”接话的是墨家代表田穰。墨家在东赵一直有微弱但持续的影响力，他们的实用技术和军事工程知识为东赵守流求、开发扶桑提供了重要支持：“墨家兼爱，非无原则之爱；非攻，非不备战。当今之世，无强大国力，何以谈仁义？无实用技术，何以保家卫国？东赵需要的是既能富民强国，又能兼爱非攻的新道路。”
第一次辩论持续了整整六个时辰，直到夜幕降临，烛火点燃，辩论仍在继续。没有明确的胜者，但一种新的思潮已如春芽破土，不可阻挡。
随后的三年间，这样的辩论每月举行一次，主题从“义利之辨”到“华夷之辨”，从“礼法之争”到“王霸之辩”。成王赵珩尽可能每次都会到场聆听，有时甚至在屏风后一站就是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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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五年夏，一场特别的会晤在公孙岳简朴的书斋中进校墨家代表田穰带着几位弟子造访，他们面前摊开着各自学派的经典典籍。
“公孙先生，我仔细研读了法家的《商君书》与《韩非子》，发现法家与墨家其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田穰开门见山，“我们都重视实用，反对空谈；都主张尚贤，反对世袭；都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公孙岳眼中闪过惊喜：“田先生所言极是。我也研究了墨家的《墨子》，尤其欣赏你们的‘三表法’——考察事物要追本溯源，验证实效，应用实践。这与法家重视实效、反对虚言的精神不谋而合。”
两位学者越谈越深入，发现两家学在批判儒家“华夷之辨”上也有共识。
“东赵地处海外，与各族交往频繁，若固守‘华夷之辨’，无异于作茧自缚。”田穰道。
“正是！”公孙岳拍案而起，“墨家主张‘兼爱’，本就无分华夷；法家认为只要有才能，不论出身都应任用。我们应该共同提出一种基于文化认同而非血缘地域的新下观。”
这次会晤成为东赵思想史上的转折点。法家与墨家——这两个在历史上少有往来的学派——开始联手，他们的学者共同研究，共同着书，共同在辩论中对抗儒家学者。
初平六年秋，公孙岳与田穰合作完成了《富强论》一书，系统提出了“国力至上”、“实用为先”的思想体系。书中明确提出：
“国之强弱，不在疆土大，而在国力厚薄。国力者，农工商之产，船舰兵械之利，士民之勇智也。”
“治国之道，不尚空言而贵实行，不慕虚名而求实利。”
“人才之选，不同华夷，唯才是举；不论亲疏，唯贤是用。”
“技术工艺，非奇技淫巧，乃强国富民之本，当尊之重之。”
这本书很快传入宫中，成王赵珩读后大喜，下令印刷千部分发各级官员。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开始在东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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