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志复带着寇仲增派的五千精兵和一批新式劲弩，如同出闸的猛虎，悍然扑向西线战场。此时的少帅军，挟新定江东之威，士气如虹，更兼憋了一股被阴癸派背后捅刀子的邪火，战斗力较之先前更胜一筹。
包志复一改之前被动防守、追剿疲于奔命的策略，采纳了虚行之“擒贼先擒王，扫穴再清野”的建议。他不再与朱粲那些神出鬼没的股部队过多纠缠，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如同一柄沉重的铁锤，直捣朱粲盘踞的核心老巢——一座位于山峦之中的险要山寨。
朱粲原本以为凭借地利和得到补充的军械，还能继续与少帅军周旋，甚至幻想着杨广会给予更多支持。然而，他低估了寇仲平定江东后能够腾出的力量，更高估了自己山寨的防御能力。
面对倚仗险峻、滚木礌石充足的山寨，包志复没有选择传统的蚁附攻城。他将带来的新式强弩集中使用，组成数个远程打击阵列，以超越寻常弓弩的射程和威力，对山寨的防御工事和暴露的守军进行持续不断的压制性射击。密集的弩箭如同飞蝗，将城头守军压得抬不起头，许多木制的箭楼、女墙被强劲的弩矢摧毁。
同时，他派出生性悍勇、擅长山地作战的精锐队，在弩箭的掩护下，利用钩索等工具，从悬崖峭壁等意想不到的路线进行攀爬突袭。这些队成员个个都是经历过丹阳血战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悍不畏死，很快就在山寨防线上撕开了几个口子。
朱粲部众本就多为裹挟的流寇，打顺风仗时凶残无比，一旦遭遇顽强的、超出预期的打击，士气便迅速崩溃。当包志复亲自率领主力，从被打开的缺口处汹涌而入时，山寨的抵抗彻底瓦解。
混战中，不可一世的“食人魔”朱粲被包志复麾下数名悍卒围住，乱刀砍死。其首级被快马传示西线各处，残余党羽闻风丧胆，或降或逃，为祸江淮多年的朱粲势力，就此烟消云散。
西线大捷的消息传回吴郡，帅府内外一片欢腾。这意味着少帅军彻底扫清了内部的重大威胁，可以将全部精力转向对外和对内的巩固。
寇仲闻讯，并未显得特别兴奋，只是淡淡地对前来报捷的使者了一句：“知道了，让志复妥善安置降卒，安抚地方，尽快恢复西线秩序。”
他的平静，让周围的将领和文官都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往日的气质。经历阿古塔事件后，寇仲似乎变得更加内敛，也更具威势。
随着西线平定，加上之前传檄而定的吴郡、余杭等地，整个江东已然尽入寇仲囊郑一个横跨江淮、江东，坐拥长江险，带甲二十余万（含各地驻军、水师）的强大势力，已然成型，再也无人能够忽视。
接下来，便是更为繁重和关键的“消化”过程。
帅府之内，寇仲、徐子陵、虚行之以及新近提拔的一批文官武将，连日召开会议，商讨治理之策。
军政方面，寇仲力主推邪军功授田制”与“府兵制”结合。在江东各地划定军田，授予有功将士及其家属，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寓兵于农，既保障了军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又减轻了纯粹的军费开支压力。同时，进一步完善水师建制，以宋阀援助的船舰和技术为骨干，招募沿海熟悉水性的青壮，扩大规模，目标是彻底掌控长江下游乃至东海的部分制海权，保障海外基地（流求）的联系与安全。
内政方面，虚行之提出了“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招抚流亡”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他主张借鉴隋初的“输籍定样”，清查江东户口和土地，一方面为均田和征税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掌控地方。
然而，在具体执行上，寇仲与徐子陵再次显现出理念的差异。
针对一些在战乱中依附地方豪强、户籍不清的“隐户”，以及部分在沈法兴、林士弘统治时期趁乱占据官田、荒田的“豪右”，虚行之建议采取较为强硬的手段，限期令其自首登记，否则一旦查实，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确保政令畅通和税赋来源。
寇仲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乱世需用重典，不如此不足以迅速确立秩序，将江东的力量有效整合起来。
但徐子陵却提出了异议。
“清查户口，厘清田亩，本是善政。”徐子陵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但若手段过于酷烈，限期过紧，恐会逼反那些本可争取的豪强，更会让那些只为求一口饭吃的隐户心生恐惧，再次流亡，甚至啸聚山林，反而滋生新的祸乱。治大国若烹鲜，需掌握火候。”
他看向寇仲和虚行之，目光清澈：“可否稍宽时限，派干练官员先行宣导，陈明利害，给予其改过自新、登记入户之机？对于主动归附、配合清查的豪强，可在新政下保障其部分合法权益，甚至择优任用。对于隐户，则承诺既往不咎，授田安置，使其成为安分守己的编户齐民。如此，阻力既，民心亦安。”
虚行之沉吟道：“徐公子仁心，行之佩服。只是……如此是否会太过迁缓？如今各方虎视，我们最缺的便是时间。”
寇仲也皱了皱眉，他渴望的是高效、迅速地整合力量。徐子陵的方法固然温和，但在他看来，显得有些“慢”。
徐子陵微微摇头：“行之兄，欲速则不达。强力可以压服一时，却难收服人心。江东初定，根基未稳，当以安抚为上，稳固为先。若因操切而引发内乱，岂非得不偿失？况且，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怀柔手段将这些地方势力纳入治理体系，岂不强过动刀动枪，消耗我们本就宝贵的兵力与资源？”
他顿了顿，看向寇仲，语重心长：“仲少，我们的刀锋，应该主要对着外部的敌人，而非内部的子民。”
寇仲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出身微寒，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也明白那些隐户多是为生活所迫。徐子陵的话，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未曾完全泯灭的某些东西。而且，他也必须承认，经历了阿古塔事件后，他对于“人心”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最终，寇仲权衡再三，做出了决定：“就依陵少之言！清查之事，以宣导安抚为主，限期可适当放宽。但对于冥顽不灵、蓄意对抗新政、鱼肉乡里者，也绝不姑息！具体尺度，由行之你和陵少共同把握。”
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既采纳了徐子陵怀柔的建议，也保留了寇仲强力的底线。
虚行之领命，心中对这位徐公子更加敬佩。他发现，徐子陵的存在，确实能在寇仲这艘疾驰的战车过于狂飙时，起到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衡作用。
在寇仲的强力支持和徐子陵的怀柔辅佐下，少帅军对江东的统治开始稳步推进。军制改革有条不紊，水师规模日益扩大，内政梳理虽缓却扎实。大量寒门士子通过科举和征辟进入各级官府，带来了新的气象。原本因战火而凋敝的江东经济，开始显露出复苏的迹象。
寇仲的威名与徐子陵的仁名，如同双翼，开始在江东大地并传。一个根基日渐稳固的强大势力，终于在隋末乱世的版图上，牢牢地钉下了自己的旗帜，成为了能与洛阳杨广、长安李唐鼎足而三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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