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门于太极殿公然效忠，受封朝廷官职的消息，如同在已沸的油锅中又泼入一瓢冷水，彻底点燃了下舆论。正道之士痛心疾首，斥之为“君王昏聩，与魔共舞”；投机者则看到了新的机遇，暗中盘算；而更多的普通士人与百姓，则在“命所归”与“魔门效忠”这两极对立的冲击下，愈发感到迷茫与无所适从。
就在这纷乱扰攘之际，一场更为深远、旨在从根本上重塑权力认知与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杨广的亲自授意与推动下，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悄然展开，却又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
首先在洛阳引起轰动的，是一部名为《民权论》的宏篇巨着的刊校此书并非由某位隐士大儒独自撰写，而是在杨广授意下，由以魏征为首，汇聚了朝中寒门出身、精通经史且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以及部分被秘密招揽的、不为门阀所容的民间学者，共同编撰而成。其编撰过程，甚至隐约佣御尽万法根源智经》推演优化的痕迹，使得其逻辑极为严谨，论述鞭辟入里。
《民权论》开宗明义，彻底摒弃了传统的“君权神授”或“命所归”理论。它从历史脉络、人性本质、社会结构等多个维度，详细论证了“权力源于民众”这一石破惊的核心观点。
书中指出，上古之世，并无君王。民众聚群而居，为应对自然威胁、调节内部纠纷，方推举贤能者为首领，授予其管理之权，以期保障群体之安全与福祉。此“推举授权”之行为，便是权力最原始的、也是最根本的来源。
“故，子者，非所子，乃下万民共举之牧守也！”书中如是断言，与杨广殿试之言遥相呼应，并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其位之尊，非因血统，非因象，乃因其承担之职责——保境安民，富民强国。其权之威，非来自虚无缥缈之上，而是源于亿兆生民为求生存、谋发展而让渡部分权利所凝聚之公意！”
这无疑是直接动摇了数千年来君主专制最核心的理论根基！它将帝王从“”的代表，拉回到了“民”的仆从位置上。
进而，《民权论》尖锐地指出，若君王失其职守，不能保障民众之安全与福祉，反而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致使民不聊生，那么他便背离了权力授予的初衷。此时，民众收回其授予的权力，乃至反抗其统治，不仅是正当的权利，更是恢复社会契约、拨乱反正的必然之举！
“民心所向，即为命所归！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此非虚言，乃万古不易之理！”
这部《民权论》以官方力量，通过改良后的活字印刷术，大量刊印。不仅价格低廉，士人可购，更由朝廷出资，在各地官学、新设立的“阅报栏”乃至茶楼酒肆等公共场所免费发放、张贴摘要。其内容更是被《大隋时报》连续刊载解读，务求使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寒门士子和有一定见识的市民能够接触、理解这一全新的思想。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项更具实践意义的举措，在洛阳、江都等几个重镇开始试点——设立“民议堂”。
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议会，而是杨广进行政治探索的一种尝试。由地方官府主导，在城中遴选部分德高望重的长者、各行各业的行首代表（如工匠、商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部分有声誉的寒门士子，组成“民议堂”。他们并无决策之权，地方政务仍由朝廷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民议堂”有权对地方的赋税征收、徭役摊派、公共工程（如水利、道路修缮）、市场管理乃至官员风评等事务，提出建议、进行评议和监督。
虽然权力有限，且成员遴选仍受官府掌控，但这无疑是开辟地以来，首次让“民”的意见，能够通过一个常设的、半官方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治理。这极大地激发了试点地区民众，尤其是那些被排除在传统门阀政治之外的群体的参与感和归属福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再仅仅是完粮纳税的被动顺民，而是与这个国家休戚相关的一部分。
为了将《民权论》的思想和朝廷的新政理念传播至更底层的百姓，杨广更是下令推动“教化万民”。一方面，由翰林院牵头，推广经过简化的常用字和标点符号，使识字门槛降低；另一方面，组织人手，编写大量语言通俗、内容生动的廉价读物，如连环画、唱本、故事集等。
这些读物用最浅显的语言，解释均田令为何能让他们有田可种，科举制为何能让寒门子弟有机会做官，朝廷为何要清查寺庙田产，以及《民权论》职权力来自百姓”、“官府应为百姓服务”的核心观点。它们批判门阀特权阶层的奢靡与贪婪，揭露宗教干政的虚妄与危害，将大道理融入市井故事之中，通过走街串巷的书人、戏班子，以及基层里正的组织，在民间广泛传播。
这一套“理论构建、制度试点、大众教化”的组合拳，系统地、多层次地向下人阐述并推广着“皇权民授”、“民意为”的新秩序理念，从根本上瓦解着慈航静斋所依赖的“命论”和门阀政治的思想基础。
面对杨广发起的这场思想领域的凌厉攻势，慈航静斋自然不会坐视。
就在《民权论》刊行后不久，师妃暄于净念禅院（虽已闭门，但影响力仍在）撰写了《正理篇》，由支持静斋的士人抄录传播，予以坚决反驳。
她在文中指责《民权论》“惑乱民心，动摇国本”，是“标新立异，罔顾圣贤之道”。她坚持认为，“道有常，非人意可轻改”，君王乃“受命于”，其职责是“代牧民”。静斋“代选帝”，并非干涉世俗，而是基于对道的深刻理解，为下苍生择选最有德行者承担命，此乃“顺应人”之大慈悲。
“若如《民权论》所言，权力操于众庶之手，则必然众纷纭，莫衷一是，导致纲纪沦丧，下大乱！岂不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师妃暄在文中引经据典，试图维护传统等级秩序与精英政治的合理性。
她还尖锐地指出，杨广与魔门合作，本身便是“失德”之举，证明了其并非明君，静斋选择李唐乃是正确。
《正理篇》一出，同样在士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保守的儒家学者和佛门信众纷纷附和，与支持《民权论》的寒门士子、改革派官员展开了激烈的笔战与辩论。
思想领域的战场，顿时硝烟弥漫。支持“民权”与拥护“命”的两派文人，在官报、私刻文集、乃至公开场合，引经据典，互相攻讦，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真实的战场。
这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论战，也深深吸引了寇仲与徐子陵的注意。
“我的乖乖，”寇仲看着手中辗转得来的《民权论》摘要和《正理篇》抄本，咂舌道，“这皇帝老儿是真能折腾！不光要抢地盘，还要抢着定规矩、讲道理！这什么‘权力来自老百姓’，得我都有点热血沸腾了。要是真这样，咱们是不是也能……”
他话未完，但眼中的野心昭然若揭。
徐子陵则显得更为沉静，他仔细阅读着双方的文章，陷入了长久的沉思。相比于寇仲对权力本身的兴趣，他更关注这两种理念背后所蕴含的，对“人”、对“世道”的不同理解。
“师妃暄所言，看似维护秩序，实则将众生命运系于虚无之‘’与少数人之手。而杨广此论，虽似惊世骇俗，却将目光投向了这世间最多数的黎民苍生……将其视为国之根本，权力之源。”徐子陵轻声自语，眼中异彩连连，“此举……或许艰难，或许会引发动荡，但方向……似乎更近于‘道’之本质，众生平等，皆有其位。”
他感觉，自己一直追寻的，超脱于门派之争、权力之上的自然大道，与杨广此刻试图构建的，立足于万民福祉的世俗秩序，在某个层面上，竟产生了奇妙的共鸣。这洛阳的风云，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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