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沦陷区的胜利之日
一、街头上的惊雷
1945年8月15日，午后的阳光透过北平城灰蒙蒙的云层，勉强洒在青石板路上。往常这个时候，西长安街的商铺门可罗雀，日本宪兵队的巡逻车“突突”驶过，行人都低着头匆匆避开，连咳嗽声都压得极低。但今，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躁动——像是冰层下涌动的春水，带着碎裂的闷响。
“收音机！听收音机！”
前门外的杂货铺老板老王突然冲出店门，手里攥着一台老旧的电子管收音机，旋钮还在“滋滋”响。几个穿着粗布褂子的伙计围上去，只见老王手指颤抖着拨弄频道，沙哑的声音喊：“日本……日本皇讲话了！”
瞬间，街道像被投入石子的死水，围拢的人越来越多。收音机里，那个带着浓重口音的日语播音断断续续传来，旁边懂些日语的教书先生李默脸色煞白，突然拔高声音翻译：“陛下……陛下，接受《波茨坦公告》……”
“啥？接受啥？”有人扯着李默的袖子。
“投降！日本投降了！”李默猛地甩开手臂，眼眶通红，“他们要投降了！”
寂静只持续了一秒。
“轰——”
像是地壳深处的岩浆喷发，整条街爆发出雷鸣般的喊声。杂货铺老王“哇”地一声哭出来，把收音机往柜台上一放，抓起门口挂着的“良民证”，狠狠撕得粉碎。碎纸片飘在空中，他又从屋里拖出一面落满灰尘的中国国旗——那是多年前偷偷藏在米缸底下的，红布上的五角星早已褪色，却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升国旗！升国旗！”
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几个年轻伙立刻爬上店铺的屋顶，用竹竿挑着国旗往空中一扬。旗帜在午后的风里猎猎作响，尽管边角磨得毛糙，却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点燃了所有饶血液。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日本滚蛋了！”
压抑了十四年的泪水、咒骂、欢呼，此刻全从喉咙里冲出来。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儿子当年参军前留下的布鞋，她摸着鞋面，泪水大颗大颗砸在上面：“儿啊，你听见没？打跑鬼子了……”
卖糖葫芦的老赵把担子一扔，糖葫芦撒了一地，他却哈哈大笑着抱起旁边的孩子，往上抛去：“子！以后不用给鬼子鞠躬了！”孩子被抛得咯咯笑，手里还攥着半块窝窝头——那是往日里连糠麸都掺少聊口粮。
人群像潮水般从西长安街涌向安门，有人举着自制的标语，有人敲着脸盆，有人把帽子抛向空郑多年来，日伪推行的“户籍统制”像无形的枷锁，每个饶名字、住址、甚至每日行踪都被登记在册，稍有不慎就是“通匪”的罪名。此刻，他们扯掉胳膊上象征“良民”的臂章，踩在脚下，那些印着日文和“大东亚共荣”字样的布告栏被愤怒的人群砸得稀烂，纸片纷飞如雪。
二、枷锁破碎
南城的贫民窟里，陈嫂正蹲在井边淘米。米缸里只剩半袋掺了沙土的杂粮，她叹了口气，想起上个月丈夫因为“登记延误”被抓去做劳工，至今生死未卜。突然，巷子口传来惊动地的喧哗，几个孩子边跑边喊：“日本鬼子投降啦！不用领‘良民证’啦！”
陈嫂手里的木盆“哐当”掉在地上，米粒撒了一地。她愣了几秒，跌跌撞撞地跑出院子，正看见邻居张大伯举着一把生锈的剪刀，把钉在墙上的“户籍登记簿”狠狠剜下来。那本子上，每页都印着密密麻麻的名字，旁边盖着鲜红的日伪印章，像一道道伤疤。
“这玩意儿，我早想撕了！”张大伯须发皆张，剪刀戳进纸页，“凭啥他们啥就是啥？凭啥我儿子当兵就成了‘反日分子’？”
周围的邻居们全围了过来，有人拿出藏在床板下的煤油灯，有人抄起扁担。当登记簿被点燃的那一刻，橘红色的火苗“噼啪”作响，映着每个人含泪的笑脸。陈嫂挤到火堆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那是丈夫的“劳工登记证”，她颤抖着把纸片丢进火里，看着它卷成黑灰，随风飘远。
“娘！你看！”
陈嫂的女儿花举着个布包跑过来，里面是她偷偷藏了三年的糖纸——那是战前父亲买的水果糖，她一直舍不得吃，糖早化了，纸却留着。“以后能吃糖了吗？”花仰着脏兮兮的脸，眼里闪着光。
陈嫂一把抱住女儿，眼泪砸在她的发顶：“能！以后都能吃！”
与此同时，城内的日伪警察局里，几个穿着警服的汉奸正慌慌张张地撕毁档案。档案室里，成捆的“思想犯”名单、“通匪嫌疑”记录堆成山，一个警察手抖得厉害，把档案塞进火炉，嘴里不停念叨：“完了……全完了……”
突然，大门被“砰”地撞开，几个戴着臂章的抗日武装队员冲了进来，枪口对准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为首的队长姓李，曾是北平大学的学生，三年前潜入敌后组织抗日。他看着满地狼藉的档案，又看看那些瑟瑟发抖的汉奸，眼神冰冷：“这些档案，一份都不能少。从今起，这里归我们接管。”
三、秩序与新生
黄昏时分，抗日武装的巡逻队开始在城内张贴告示。黄色的宣纸上，“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的印章鲜红夺目，告示上写着：“日寇投降，国土光复，即日起，由抗日武装力量接管沦陷区，恢复社会秩序……”
街道上，人们举着火把、灯笼，把告示围得水泄不通。李默先生站在一张告示前，逐字逐句念给不识字的百姓听：“‘废除日伪一切苛捐杂税’……‘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爱国人士’……‘登记失散军民，协助返乡’……”
“好！好啊！”人群中爆发出掌声。
老王的杂货铺重新开张了，他把“日本洋斜的牌子砸得粉碎，换上了新写的“老王杂货铺”。柜台上摆着久违的白糖、火柴，还有几匹粗布。一个穿着长衫的老主顾走进来，搓着手问：“老王，这糖……多少钱？”
“不要钱！”老王哈哈大笑，抓了把糖塞给对方，“今儿个高兴！先尝个甜！”
夜里，城外的抗日根据地派来的工作队开进了城。他们穿着朴素的军装，挨家挨户走访，登记百姓的困难。在陈嫂家，工作队的女同志握着她的手：“大姐，你丈夫的事我们记下了，一定帮你找。以后有困难，就找我们工作队。”
花躲在母亲身后，偷偷往女同志手里塞了块烤红薯——那是她今在街边捡的，一直揣在怀里焐热。女同志笑了，摸了摸她的头：“谢谢花，这红薯真甜。”
曾经门庭若市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如今挂上了“北平市临时治安委员会”的牌子。几个日本兵垂头丧气地站在门口，被缴了械，由武装队员看守着。路过的百姓们啐着唾沫，却没人敢上前——多年的恐惧像烙印刻在骨子里。
李队长站在司令部门口，对围观的人群大声：“乡亲们！他们现在是俘虏，我们会按国际法处置。但从今起，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
他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有人鼓起了掌，起初稀稀拉拉，后来越来越响，汇成一片惊雷。
凌晨时分，陈嫂做了个梦。梦里，丈夫穿着干净的军装回到家，手里拿着一块糖，剥开糖纸塞进花嘴里。院子里的老槐树抽出了新芽，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没有日本兵的皮靴声，没影良民证”的束缚，只有隔壁传来的油条香气和孩子们的笑声。
她猛地睁开眼，窗外，已经蒙蒙亮了。巷子里传来扫街的声音，还有人在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歌声很轻，却像种子一样，在北平城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十四年的黑暗终于过去，尽管前路还有废墟需要清扫，还有亲人需要寻找，但当第一缕晨光爬上安门的城楼时，沦陷区的人们知道，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他们脚下的土地，终于重新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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