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色的邮戳
陈阿婆总在午后三点准时打开信箱。
铁皮信箱在楼道拐角锈出斑驳的红，像块被遗忘的胭脂。她戴着老花镜，指尖抚过信箱内侧的蛛网，取出今的广告单页——超市打折的彩页，旅行社的海岛宣传，还有印着“拆迁通知”的白色信封。
“又是这个。”她嘟囔着把通知塞进蓝布挎包。三层楼的木楼梯被踩得吱呀响，二楼的林医生探出头：“阿婆，今还等信啊？”
“等。”陈阿婆扬了扬手里的空信封，“我家老顾，退休就回来看槐花。”
林医生叹了口气。整栋楼的人都知道，顾老先生十年前在南洋病逝，临终前托人带回来的信里，要把骨灰撒在老宅后院的槐树下。可陈阿婆总，那封信是邮局送错了，她的老顾只是记性不好，忘了寄信的日子。
后院的槐树今年结了满枝白花。陈阿婆搬来竹凳坐在树下，阳光透过叶隙在她银白的发间跳跃。她忽然想起1958年的春，顾先生背着帆布包站在槐树下，蓝布衫的袖口沾着粉笔灰。
“我去南洋教汉语，”他把一枚刻着槐花的木牌塞进她手里，“等这树长到屋顶高，我就回来。”
那时的槐树才到窗台。陈阿婆每给它浇水，看着树干上的年轮一圈圈变密。后来邮差隔三差五送来书信，信封上盖着陌生的邮戳：吉隆坡、槟城、新加坡。顾先生的字迹从遒劲变得潦草，最后一封信里夹着片干枯的凤凰花瓣。
“这边的凤凰花红得像火，”他写道，“可我总想起咱家的槐花，甜得能酿蜜。”
陈阿婆把那些信都收在樟木箱里，垫着防潮的油纸。去年梅雨季节，箱子底下的信洇了水，蓝色的字迹晕成模糊的云。她蹲在地上一张张抚平，忽然发现最底下压着个没贴邮票的信封，收信人是她，寄信地址是本地邮局。
拆开时掉出半片槐树叶，叶脉在信纸上印出浅绿的纹。“阿英，我在邮局门口的槐树下等你。”字迹是老鼓，可邮戳日期是昨。
从那起，她每都去邮局。穿藏青色制服的姑娘认得她了，每次都笑着递上一杯凉茶：“阿婆，今还没您的信呢。”
这傍晚，陈阿婆又坐在邮局门口的石墩上。卖冰棍的老张推着车经过：“阿婆，回去吧，要下雨了。”
乌云在边堆成灰黑色，风卷着槐花瓣打旋。她忽然看见街对面的公交站台，有个穿蓝布衫的老人正朝她挥手，手里举着枚木牌，上面刻着的槐花。
“老顾！”她站起身，挎包掉在地上，拆迁通知飘出来，被风吹向马路中央。
汽车鸣笛声刺破雨幕。陈阿婆眨了眨眼，站台空荡荡的，只有路灯在雨里晕出黄圈。穿制服的姑娘跑出来给她撑伞：“阿婆，您看，这是今刚到的国际邮件。”
牛皮纸信封上盖着陌生的邮戳，寄信人是顾晓棠。陈阿婆的手抖起来，拆开看见张彩色照片：异国的墓园里，一棵槐树正开得热闹，树下的墓碑刻着两个名字。
“外婆，”信里的字迹娟秀，“外公临终前，他把对您的思念，都种进了这棵从老家带去的槐树苗里。”
雨点打在照片上，洇开一片水渍。陈阿婆忽然笑了，摸出那枚刻着槐花的木牌，轻轻贴在照片上。远处传来挖土机的轰鸣，老宅的方向扬起漫尘土，她知道，那棵等了半个世纪的槐树，终于要和远方的同伴重逢了。
雨停时，邮局的时钟敲了七下。陈阿婆把信放进挎包，慢慢往回走。月光落在她银白的发上，像撒了一把槐花的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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