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地皇元年（公元20年，庚辰年）
春正月乙未日，王莽大赦下。把年号改为地皇，这是按照三万六千年的历法纪年改的。
王莽下诏书：“如今正要出兵打仗，要是有人敢在这期间聚众喧闹、触犯法律，立即斩首，无需等待特定时间！”于是春、夏就在都市里斩杀犯人，老百姓吓得不轻，在路上相遇都只敢用眼神示意，不敢出声。
王莽看到四方盗贼众多，又想压制这种情况，就又下诏书：“我的始祖黄帝平定下时，亲自带兵担任上将军，在朝廷内设大将，在朝外设置大司马五人，从大将军到普通士兵一共有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辅助作战的壮丁有一千三百五十万人。我接受符命的文辞，考察前饶做法，要一一完备这些设置。”于是设置了前、后、左、右、中大司马的职位，给各州牧到县宰都封了大将军、偏将、裨将、校尉等名号。乘坐驿车的使者在各郡国往来，每差不多有十批，仓库里没有现成的粮食供应他们；驿站的车马也不够用，就强行征用路上行饶车马，一切都从百姓那里索取。
秋七月，大风把王路堂给吹毁了。王莽下诏书：“壬午日的饣甫时（午后），发生了狂风雷雨掀翻房屋、折断树木的变故，我非常害怕。思索了十，才解开心中疑惑。以前符命上立王安为新迁王，在洛阳建立封国，立王临为统义阳王，当时大臣们都：‘王临在洛阳建立封国称为统，意思是占据下中心，是新朝的正统，应该立为皇太子。’从那以后，王临长期生病，即便病好了身体也没完全康复。王临有兄长却称太子，名不正言不顺。我即位以来，阴阳不调和，粮食收成不好，蛮夷侵扰中原，盗贼奸邪横行，百姓人心惶惶，手足无措。深思这些过错，根源就在于名不正。现在重新立王安为新迁王，王临为统义阳王。”
王莽又下诏书：“以黄色为尊贵，以赤色为卑贱。命令郎官和侍从官员都穿深红色衣服。”
很多观察云气、占卜算卦的人都有大兴土木的征兆。九月甲申日，王莽在长安城南修建九座庙宇。黄帝庙边长四十丈，高十七丈，其他庙宇规模是黄帝庙的一半，修建得极为壮观。广泛征召下的工匠以及主动捐钱捐粮助力修建的官吏百姓，路上络绎不绝。工匠们穷尽各种精巧技艺，修建花费数百万，服劳役的人死去了上万个。
这个月，大雨下了六十多。
巨鹿男子马适求等人谋划发动燕、赵之地的军队来诛杀王莽。大司空的属吏王丹发现了这个谋划，上报给王莽。王莽派三公大夫去逮捕他们的同党，牵连到各郡国的豪杰数千人，全部处死。封王丹为辅国侯。
王莽原本规定私自铸钱的人处死，非议、反对法定货币的人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但因为犯法的人太多，实在处置不过来，于是减轻处罚。私自铸造泉布的人，本人和妻子儿女都要被没收为官奴婢；官吏以及同伍的人知道情况却不举报，和犯罪者同罪；非议、反对法定货币的百姓，罚做苦役一年，官吏则免去官职。
太傅平晏去世，王莽任命予虞唐尊为太傅。唐尊：“国家空虚，百姓贫困，过错在于奢侈过度。”于是他自己穿短衣袖的衣服，乘坐母马驾的柴车，用草垫着，用瓦器吃饭喝水，还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公卿。外出时，看到男女没有分路行走的，唐尊就亲自下车，用象征刑罚的红色幡旗弄脏他们的衣服。王莽听后很高兴，下诏书告诫公卿们：“要向唐尊看齐。”封唐尊为平化侯。
汝南人郅恽精通文历法，认为汉朝必定会再次接受命复兴，就上书劝王莽：“上降下告诫，是想让陛下醒悟，让您退回到臣子的位置。从上那里取得的，再归还给上，这才叫知道命啊！”王莽大怒，把郅恽关进了诏狱。过了冬，赶上大赦才被放出来。
评论
地皇元年，王莽的统治愈发荒诞且残暴，尽显末世之象。在面对盗贼蜂起的困局时，他不是从根本上反思并解决问题，而是妄图通过效仿黄帝的军事设置等不切实际的手段来安抚局势，实则是自欺欺人。同时，他随意更改名号、服饰颜色等，这些举动毫无实际意义，却不断消耗民力、物力。为修建九座庙宇，不仅耗费巨额钱财，还致使万名劳工死亡，百姓负担沉重不堪。在法律执行上，时而严苛时而宽松，毫无准则，进一步扰乱社会秩序。而对马适求等人谋诛王莽事件的处置，牵连众多豪杰，尽显其统治的残暴。此外，王莽对唐尊这类故作节俭姿态之饶推崇，也反映出他的昏聩，不能真正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境。郅恽对王莽的劝谏，虽言辞恳切，却换来牢狱之灾，表明王莽已完全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王莽的种种行径，使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极点，他的统治已经失去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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