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三十九，从公元85年（乙酉年）到公元91年（辛卯年），一共七年。
元和二年（公元85年，乙酉年）
春，正月乙酉日，章帝下诏：“法令规定：‘百姓有生孩子的，免除三年人头税。’现在对所有怀孕的妇女，每人赐给三斛用来养胎的谷物，免除她丈夫一年的人头税。把这个定为法令！”又下诏给三公：“那些平庸的官吏只注重表面形式，看似正确实则不然，我对此非常厌烦，也深感苦恼！那些沉稳安静的官吏，诚恳朴实不浮夸，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显着政绩，但时间一长就能见到成效。就像襄城令刘方，官吏和百姓都一致他治理不繁琐，虽然没有其他特别突出的地方，但也差不多接近理想的官吏了！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明智，把轻诺当作有德行，把严厉当作威风，如果这四种情况出现，下面的百姓就会心生怨恨。我多次下达诏书，官员们往来不绝，可吏治却没有改善，百姓有的还失去了生计，这过错在哪里呢？你们要好好想想以前的法令，符合我的心意啊！”
北匈奴的首领车利涿兵等人逃亡进入汉朝边塞，共有七十三批。当时北匈奴势力衰落，部众离散叛乱，南匈奴在前面攻打，丁零在后面侵扰，鲜卑在左边进攻，西域在右边侵犯，北匈奴无法自立，于是远远地离开了。
南单于长去世，单于汗的儿子宣继位，成为伊屠于闾鞮单于。
《太初历》已经施行一百多年，时间长了，历法渐渐比实际象落后。章帝命令治历官员编、李梵等人综合校对情况，制定了《四分历》；二月甲寅日，开始施行新历法。章帝做太子的时候，曾向东郡太守汝南人张酺学习《尚书》。丙辰日，章帝到东方巡视，来到东郡，召集张酺和他的学生，以及郡县的属官一起在庭院中集会。章帝先以学生的礼仪，让张酺讲解《尚书》一篇，然后再行君臣之礼；赏赐极为丰厚，人人都得到了好处。章帝路过任城，到郑均家，赐给他尚书的俸禄直到他去世，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白衣尚书”。
乙丑日，章帝在定陶举行耕种仪式。辛未日，章帝到泰山，烧柴祭告泰山；又到奉高。壬申日，在汶上明堂祭祀五帝；丙子日，大赦下。戊寅日，章帝到济南。三月己丑日，章帝到鲁地，庚寅日，在阙里祭祀孔子以及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演奏六代传下来的音乐，召集孔氏家族中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六十二人参加。章帝对孔僖：“今的集会，对你的家族来是不是很光荣呢？”孔僖回答：“我听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尊重老师、重视道义的。现在陛下屈尊，亲自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这是尊崇先师的礼仪，增添了圣上的德行光辉；至于光荣，我可不敢当。”章帝大笑：“要不是圣饶子孙，怎么能出这样的话呢！”任命孔僖为郎郑
壬辰日，章帝到东平，追念东平献王，对献王的儿子们：“想念一个人，就会来到他的家乡；他住过的地方还在，可他却已经不在了。”着眼泪就流下来，沾湿了衣襟。于是章帝来到献王陵，用太牢之礼祭祀，亲自在祭祀的座位前叩拜，哭泣着表达深切的哀思。献王回到封国的时候，骠骑府的官吏丁牧、周栩因为献王礼贤下士，不忍心离开他，于是在王府做了几十年的大夫，侍奉了献王祖孙三代。章帝听后，召见了他们，既怜悯他们长期没有升迁，又想宣扬献王的美德，就把他们都提拔为议郎。乙未日，章帝到东阿，向北登上太行山，到达井关。夏，四月乙卯日，章帝回到宫郑庚申日，在祖庙和父庙举行祭祀。
五月，改封江陵王刘恭为六安王。
秋，七月庚子日，章帝下诏：“《春秋》重视三正（夏正、殷正、周正），谨慎对待三微（冬至、立春、立夏）。今后规定，不准在十一月、十二月判决囚犯，只在冬初十月进行就可以了。”
冬，南单于派兵与北匈奴温禺犊王在涿邪山交战，斩杀俘获敌军后返回。武威太守孟云上奏：“北匈奴之前已经与我们和亲，可南匈奴又去抢劫他们，北单于认为汉朝欺骗了他，谋划着要侵犯边塞，我认为应该归还南匈奴所抢掠的人口，来安抚北单于的心意。”章帝下诏让百官在朝堂上商议此事。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应该答应，司徒桓虞和太仆袁安认为应当归还。郑弘激动地大声斥责桓虞：“凡是应当归还人口的人，都是不忠之人！”桓虞也大声呵斥他，第五伦和大鸿胪韦彪都变了脸色。司隶校尉上奏弹劾郑弘等人，郑弘等人都上交印绶请罪。章帝下诏回复：“长时间讨论却没有结果，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事情要通过商议来决定，策略要由众人来制定，和和气气地讨论，才符合礼仪的样子，沉默压抑自己的想法，对朝廷反而不是好事。你们有什么过错要深深请罪呢！各自把帽子戴好，官复原职吧！”章帝于是下诏：“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汇聚之处，是因为它地势低下。稍微委屈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现在与匈奴之间君臣名分已定，他们言辞恭顺，约定明确，不断前来进贡，我们怎么能违背信用，让自己陷入理亏的境地呢！命令度辽将军以及领中郎将庞奋，用双倍的价钱赎回南匈奴所抢掠的人口，归还给北匈奴；南匈奴有杀敌俘获的，按照正常规定论功行赏。”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汉章帝元和二年的治国实践与时代风貌，从中可窥见东汉中期的政治智慧与社会治理逻辑。
民生关怀：从“生育激励”看政策温度
章帝正月下诏，将“产子免役三年”升级为“孕期赐胎养谷、丈夫免役一年”，这一政策调整突破隶纯的事后奖励，转向对孕产期家庭的全周期支持，体现了对人口再生产的深层认知。在农耕文明中，人口是核心生产力，政策既通过物质补贴减轻家庭负担，又以制度性免役传递国家对民生的重视，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思路，与现代社会的生育支持政策有着跨越时空的呼应。
吏治导向：“安静之吏”的价值重估
章帝对“矫饰外貌”的俗吏明确表示“甚餍之，甚苦之”，转而推崇襄城令刘方这类“悃愊无华”的“安静之吏”，揭示了官僚体系职形式主义”与“实效主义”的永恒张力。他批虐以苛为察、以刻为明”的治理误区，强调“日计不足，月计有余”的长效价值，实则是在倡导“功在不舍”的务实作风——这对当代治理中如何破除“唯指标论”“短期政绩观”仍有警示意义。
文化治理：从尊孔到崇礼的象征意义
章帝亲赴阙里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用“六代之乐”彰显礼乐传统，更通过与孔僖的对话，将“尊师重道”上升为“明王圣主”的标配。这种对文化符号的主动建构，本质上是借助儒家思想强化统治合法性。而对东平献王旧臣的提拔，则通过“扬贤德”实现道德教化，形成“以贤传贤”的示范效应。文化软实力的运用，在两千年前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民族关系：“以信驭边”的平衡艺术
面对南匈奴抄掠北虏引发的边境危机，朝堂争论中，章帝最终采纳“还生口以慰北虏”的方案，并用“江海纳百川”的比喻强调“屈下安边”的智慧。这一决策跳出“非战即和”的二元对立，既维护了与北匈奴的“和亲之信”，又通过“倍雇生口”保障南匈奴利益，体现了“以柔克刚”的边疆治理逻辑。其核心——在实力基础上坚守信用、以灵活妥协换取长期稳定——仍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制度微调：历法与司法的人文考量
修订《四分历》以纠正历法偏差，体现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改“冬初十月报囚”以合“三正三微”，则将司法节奏与人秩序相协调，虽带有古代“时令司法”的局限性，但其背后“慎刑恤罚”的理念，与现代“司法壤主义”有着精神上的契合。
总体而言，元和二年的政务实践，展现了汉章帝“宽柔待民、重礼崇德、以信驭边”的治理风格。其中，对民生的体恤、对务实吏治的倡导、对文化软实力的运用，以及在复杂关系中寻求平衡的智慧，跨越千年仍能为当代治理提供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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