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的洛阳，桃李芳菲已歇，牡丹正渐次吐露艳色，整座城市沐浴在一种富庶而安宁的氛围郑倭国使团在历经海陆奔波后，终于抵达这座大唐帝国的东都。正使吉士长丹，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举止刻意显得恭谨的老臣，率领着数十名随员，依礼入住四方馆。他们带来的贡物不算特别丰厚，却种类繁多，涵盖了倭国特色的漆器、珍珠、玛瑙以及一些精美的竹编工艺品，姿态放得极低，全然一副仰慕朝上国、重续旧谊的模样。
依照外交仪程，使团首要之事，自然是觐见大唐皇帝。紫微宫贞观殿内，朝会庄严肃穆。吉士长丹身着仿唐制却略显局促的礼服，手持笏板，趋步上前，以流利却带着明显口音的汉语，朗声宣读由倭国朝廷精心拟定的国书：
“日出处子致书日没处子：伏惟陛下，承御极，德被四海……” 开篇依旧是沿袭旧例的客套与敬语，极力颂扬大唐的文明昌盛与皇帝陛下的英明神武。随即，话锋转入正题，言辞恳切地表达了“追慕华风，愿续前缘”的强烈愿望，并正式提出“请复遣唐使旧制，允我邦学子僧侣，再入长安、洛阳，习圣贤之书，效朝之礼”，以期将大唐先进的典章制度、文化技艺再次带回倭国，滋养其本土文明。
李治端坐御座之上，冕旒下的面色依旧带着一丝病态的苍白，但听闻倭国如此“恭顺”的请求，眉宇间还是舒展了几分。自西域、漠北用兵以来，四夷宾服的表象下暗流涌动，此刻倭国主动前来示好，请求恢复太宗、高宗前期盛极一时的遣唐使制度，这无疑是对他龙朔朝权威的一种肯定。他微微颔首，给予了温和的勉励与原则性的同意，展现了大国子应有的气度与胸怀。
然而，吉士长丹及其副使的活动，并未止步于这次正式的朝会觐见。在接下来的几日里，他们以“请教典制”、“观摩风物”等为由，通过四方馆的唐方接待官员以及一些与倭国曾有往来的中层官吏，积极寻求分别拜见皇帝陛下与皇后娘娘的“恩典”。其理由冠冕堂皇：皇帝乃一国之君，皇后母仪下，皆需代表倭国国君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请求，本身并不十分逾矩，但在当前洛阳宫闱微妙的氛围下，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当吉士长丹得以在偏殿单独拜见李治时，他除了再次表达对恢复遣唐使的殷切期盼外，话语间不着痕迹地流露出对“陛下圣体”的深切关怀，言辞恳切，仿佛真心担忧大唐子的健康关乎下苍生。而在获得武媚于昭阳殿的接见时，他则又是另一番辞，极力赞颂皇后娘娘的“睿智明断”、“辅佐圣君之功”，甚至引用了一些模糊听闻的、关于皇后处理政务的“美谈”，其言辞之巧妙，既表达了敬意，又似乎隐含着一丝对皇后影响力的格外看重与迎合。
这两番措辞有细微差别的觐见，其背后意图，昭然若揭——他们在心翼翼地试探，试探大唐权力核心的稳固程度，试探帝后二人关系的亲疏，试探那传闻职牝鸡司晨”的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们呈递的国书，表面措辞恭敬，然字里行间，尤其是在涉及具体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的条款拟定上，却留下了一些可供日后灵活解释、甚至可能引发唐廷内部争议的模糊空间，仿佛一颗无声投入水中的石子，意在观察它能激起怎样的涟漪。
倭国使团，如同最精明的探子，以其极致的恭顺为掩护，正用他们敏感的政治嗅觉，细细品味着这大唐帝国恢弘气象之下，那一道刚刚开始显现、却已足以被外人窥见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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