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法会的万民呼声，如同投入池水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在朝廷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扩散。紧随《大云经》新译本颁行下的，是一道措辞严谨、意图明确的诏书：敕令下各州郡，速建大云寺一所，虔心供奉新译《大云经》，并定期集众开讲，阐发经职弥勒转世，圣母临人”之微言大义。
诏书以最快的驿传系统发往四方。神都洛阳率先垂范，选定城内一座前朝古刹，增修殿宇，更换匾额，敕额为“神都大云寺”，由薛怀义亲自督造，其规模与规制，几与官署媲美。寺成之日，武媚甚至亲赐匾额，并命朝廷重臣前往观礼，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上行下效，莫敢不从。这道连接着神圣佛旨与世俗权力的诏令，在各级官员眼中，无异于一道检验忠诚与能力的试金石。尤其是在殿试之后，新旧势力交替、政治氛围微妙之际，响应此诏的速度与力度，直接关乎自身前程。
于是，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为了这前所未有的“宗教任务”高效运转起来。各州刺史、县令，闻风而动。有的征用当地已有名刹，更换寺额，增塑弥勒或“圣母”法像；有的则划拨官地，募集民夫工匠，兴建全新的寺宇。一时间，从繁华的运河沿岸州府，到偏远的山南、陇右边州，处处可见兴建或修缮寺庙的工地，木材石料的运输络绎不绝，梵刹的钟声在新的寺名之下，次第鸣响。
与此同时，各地呈报祥瑞的奏疏，也如同雪片般飞向神都的紫宸殿。这几乎成为地方官员展现政绩、表达忠诚最直接也最“安全”的方式。
汴州刺史奏报，州境黄河段“河水骤清三日，沙石可见，父老皆言乃弥勒净土将现之兆”。
淮南道某县令上报，县衙古井“忽涌甘泉，味如醴酪，饮者沉疴立愈，万民欢呼圣母慈恩”。
山南东道观察使更是别出心裁，声称辖内某山村一株枯死多年的老槐，“忽发新枝，绿叶葱茏，且枝干然形成‘武’字纹路”，附上精心绘制的图样，言之凿凿。
这些“祥瑞”，真伪难辨，但其所传递的政治信号却清晰无比。它们被朝廷的邸报有意无意地传播，与《大云经》的教义相互印证，进一步强化了“武周代唐，佛意所归”的舆论氛围。
甚至连那些以往消息闭塞、教化难及的偏远州县，也未能置身事外。在岭南的溪峒之间，在剑南的羁縻州府，朝廷使者带着刊印精美的《大云经》与建寺的诏书抵达。当地的酋长、洞主或许不完全理解其中深意，但在朝廷的威仪与赏赐面前，也纷纷下令在其管辖范围内，选择显要之处，建立形制或许简陋，却意义非凡的“大云寺”，并命通晓汉文之人，向部族民众宣讲经义。
渐渐地，一些带有地方色彩的谶语也开始流传开来。在河西走廊，有胡商传唱着含糊的歌谣：“金驼引路，弥勒东来，武兴佛盛，沙海莲开。” 在巴蜀之地，孩童们游戏时，无意识地哼唱着不知从何而来的顺口溜：“弥勒下生，武兴佛盛。”
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谣谚，与官方的建寺、讲经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覆盖整个帝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巨大宣传网络。佛教的信仰力量，被巧妙地引导、汇聚，化作一股支撑武周政权合法性的洪流。神都洛阳发出的佛光，已然穿透宫墙，越过山川，照耀（或者笼罩）在帝国的每一片疆土之上，完成了从精神层面将李唐下蜕变为武周佛国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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