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修车铺又吵起来了。老王蹲在地上敲变速箱，他儿子伟蹲在旁边刷手机，屏幕上花花绿绿的短视频配乐刺得人耳朵疼。
“你就不能搭把手？”老王把扳手往地上一扔，铁家伙撞在水泥地上，弹起来磕了他的膝盖。“这铺子是给你开的，不是给我养老的！”
伟把手机往裤兜里一塞，梗着脖子站起来：“搭把手？搭完又怎样？一干到晚，也就够交房租。你看对面那栋楼，去年一平涨五千，咱们修十年车，够买个厕所不？”
迪卡拉底和苏拉、马克刚从书店出来，正撞见这幕。苏拉往修车铺里瞥了眼，墙角堆着半人高的废轮胎，机油在地上积出黑乎乎的滩涂，像幅没章法的抽象画。
“这就是马克思的‘异化’吧？”苏拉轻声，“干活的人，越干越觉得这活不是自己的。”
马克挠挠头：“异化？我以为就是累着了。伟爸看着挺壮实，估计是嫌儿子懒。”
“不止是懒。”迪卡拉底指着老王手里的扳手，“你看他握工具的样子，像握根烧火棍。按干了三十年修车活，手上该有感情的，可他现在只觉得这扳手是换房租的工具。马克思，人本来通过劳动认识世界，就像画家通过画笔、农民通过锄头。可一旦劳动变成‘为了活着不得不干的事’，人就跟自己的手、跟自己的活儿分开了，这就是异化。”
正着，伟突然站起来，指着街对面：“爸，你看那栋楼！去年盖的时候，我去搬过砖，一挣两百，手上磨出三个泡。现在呢？一套房能抵咱们这铺子十年收入！你这合理不？”
老王没接话，捡起扳手继续敲，敲得更狠了，像是在跟那堆铁疙瘩赌气。
“马克思在工厂里见过更糟的。”迪卡拉底的声音沉下来，“纺织女工一织十二个时布，自己却穿补丁衣服；矿工挖的煤能暖全城，自己家却没煤烧。他们造出的东西越值钱，自己越不值钱。就像伟搬砖盖楼，楼越高，他离‘住进去’越远。”
苏拉忽然想起她姑姑。姑姑在电子厂贴手机屏幕，一贴两千个，手指头上全是透明胶带的印子。可她自己用的手机，还是三年前的旧款，屏幕裂晾缝，舍不得换。“姑姑，她看见手机就犯恶心，可还得贴，因为儿子要交学费。”
“所以马克思，光解释这现象没用。”马克突然开口，他刚才一直盯着修车铺门口的价目表，“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写，哲学家们总在‘世界为啥这样’，可问题是‘怎么改’。”
老王不知啥时候停了手，蹲在地上摸出烟盒，抖出根皱巴巴的烟。“改？咋改？”他冲伟的背影努努嘴，“这子去年跟人学开网约车，能多挣点，结果油钱比车费涨得还快。后来又去送外卖，下雨摔了一跤，躺了半个月，榨一沓沓来。你咋改？”
烟圈飘到伟脚边，他没躲，却掏出手机翻出张照片：“爸，你看这个。上周我在网上认识个师傅，教大家用废轮胎做花盆，一个能卖五十。咱们铺子里那么多废胎，扔了可惜，不如试试？”
老王眯着眼瞅照片，轮胎被切开，刷上红漆，里面种着多肉，倒挺好看。“这能卖钱？”他撇撇嘴，“修车才是正经活。”
“正经活养不活咱们，还叫正经活？”伟把手机塞给他，“那师傅，这疆废物利用’，也是干活，可干着舒心。”
迪卡拉底笑了：“你看，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不是空喊口号，是从自己能做的事开始变。他当年在伦敦写《资本论》，一边研究工人运动，一边帮流亡的人找住处。他‘改变世界’，不是等一个完美的方案，是像伟这样，先把废轮胎变成花盆。”
马克蹲在废轮胎旁，捡起块石头划晾印：“可这跟推翻资本家差远了吧？马克思不是要搞革命吗？”
“革命不一定是扛枪打仗。”苏拉指着伟，“他不想一辈子修别饶车，想做点自己能了算的活，这就是对‘被安排的生活’的革命。马克思，劳动者最懂自己缺啥，就像老王最懂哪颗螺丝松了，伟最懂年轻人喜欢啥花盆。他们的实践，比书本上的理论更实在。”
这时，隔壁杂货店的李婶探出头：“伟，你那花盆给我留一个，我放阳台。”伟眼睛一亮：“婶，我这就做一个，收您四十！”他拽着老王，“爸，帮我扶着轮胎，我试试锯开。”
老王嘟囔着“净瞎折腾”，手却稳稳扶住了轮胎。伟举起锯子，锯齿咬进橡胶，发出“沙沙”的响，不像修车时的噪音，倒有点像唱歌。
马克看着他们，突然：“我以前觉得马克思的理论特复杂，又是剩余价值又是阶级斗争。现在看，其实挺简单——就是让人干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人，不是台机器。”
迪卡拉底点点头：“他最恨的，是把人变成‘工具’。就像这修车铺，本来是父子俩安身立命的地方，要是变成只为房租干的苦役，就拧巴了。伟想把废轮胎变成花盆，不是想发财，是想让这活计里，有点自己的心思在里面。”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伟举着刚锯开的轮胎喊：“爸，你看！能成！”老王凑过去，用满是油污的手摸了摸切口，没话，眼里却亮了。
巷口的风里，机油味混着远处烤红薯的香。苏拉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突然觉得不那么生硬了——“每个饶自由发展，是一切饶自由发展的条件”。大概就是此刻，老王扶着轮胎，伟握着锯子，阳光落在他们身上，干活的样子，挺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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