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半夏提供的材料，如同一把钥匙，为沈墨打开了一扇通往更深层迷宫的窄门。然而，当他试图沿着这条通道继续前行时，却发现面前横亘着无形的墙壁——信息壁垒。
在王德贵案的卷宗旁，沈墨的办公桌上逐渐铺开了更多关联案件的摘录笔记。他试图厘清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链条：征地项目立项依据是什么？补偿标准如何核定？资金预算从何而来，又经由什么程序拨付？最终，为何卡在了城投公司的支付环节？
答案似乎应该分散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政局、审计局，乃至城投公司自身。但在信访中心现有的信息系统和档案记录里，这些关键信息要么缺失，要么语焉不详，如同一幅被刻意打上马赛磕地图。
他尝试通过内部协调函的方式，向相关部门调取王德贵案的背景资料。发给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函件石沉大海；发给财政局的询问，得到的回复是“涉及企业商业信息，不便提供”；而直接联系城投公司，对方客套地表示会“配合调查”，随后便再无音讯。
一种软性的、无处不在的阻力，悄然包裹着他。
科员陈看着沈墨连日来徒劳的努力，终于忍不住，在一次送文件时，怯生生地开口：“沈主任，您……您这样查，可能没什么用。”
沈墨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为什么？”
陈推了推厚厚的眼镜，声音很低：“以前……以前马主任也试着追过几个类似的案子。但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定，数据不共享，流程也捂得严实。问急了，他们就拿规定、拿保密条例来挡。马主任后来就，这都是‘信息孤岛’，靠我们信访中心根本打通不了，费力不讨好。”
“信息孤岛……”沈墨重复着这个词。这并非一个新鲜的概念，但在此刻的玉泉县，它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而是化作了坚硬的现实壁垒，保护着某些不愿被触及的角落。
他回想起在水务局时，那套瘫痪的智能水文系统。技术的失效与信息的隔绝，在此刻形成了诡异的呼应。它们共同指向一种治理生态的病灶——并非没有规则，而是规则被异化为相互推诿的借口和阻隔视线的屏障。
“所以，大家就都默认了这种‘空转’？”沈墨问，语气平静，却带着审视。
陈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嗫嚅道：“也……也不是。就是……没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没办法……”沈墨的目光掠过窗外信访大厅里那些等待的身影，掠过桌上王德贵案那单薄的卷宗。如果连问题的全貌都无法看清，又何谈解决问题？如果制度的齿轮因为“信息孤岛”而无法啮合，那么信访这个本应起到润滑和反馈作用的环节，就真的成了摆设。
他不能接受这种“没办法”。
技术手段在水务局失败了，但思维的武器还在。既然现有的信息系统无法提供支持，那么，他就自己来搭建一个分析框架。他将许半夏提供的线索、信访记录中的碎片信息、以及他能搜集到的有限公开数据（如招标公告、财政预决算摘要等），重新输入自己构建的关系图谱模型。
他要做的，不是正面撞击那些壁垒，而是利用已有的碎片，尝试拼凑出壁垒之后可能的图景。这如同考古，通过零散的陶片，推断整个器物的形状。
模型在缓慢地丰富，一些异常的数据关联开始隐隐浮现。比如，城投公司在某个时间段，同时有多个项目陷入支付停滞，但其后，个别项目的款项又能突然结清。又比如，某些显示“已解决”的信访件，其解决时间与一些特定工程款的拨付周期存在微妙的巧合。
这些发现无法作为证据，却像迷雾中透出的微弱光点，指引着可能存在问题的方向。
他知道，仅靠他自己和这台老旧的电脑，力量远远不够。他需要打破这“信息孤岛”，至少，要在岛上凿开一个窥探的孔洞。
而这个孔洞，该如何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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