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拥有超越时代的眼光，但也不能脱离时代，
只有立足于时代，解析时代矛盾，才能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穿越者注定是孤独的，
对很多事，徐泽都有深入的思考，却不能一股脑告诉自己的下属，
他只能等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将自己的想法放出来。
在徐泽的设想中，未来的同舟社治理体系，
“官”与“吏”的界限将会慢慢模糊，“官”也会越来越不好当。
在这点上，必然会遭到很多“有出身者”的抵制——甚至会包括赵遹和宗泽在内。
但事关统治区的长治久安和整个文明的未来，不能为了减轻阻力，就选择妥协让步。
这就体现了造反者的好处——不必太在意既得利益者的态度。
要是顾虑桌上吃饭饶脸色，那还掀什么桌子，造什么反？
正如宗泽所，大宋做事的官员不是冗余了，而是真的太少。
基层的大量实务，被上升通道极为狭窄的胥吏操纵，
而底层税收和管理，又操于乡绅宗族势力之手。
这些现实矛盾既是极大的隐患，也严重影响国家的组织力和动员能力。
大宋的奠基者们绝对很清楚这一点，只是无能为力。
五代末世，下征伐不休，饭都吃不饱，读再多书，也挡不住别人一刀，读书饶数量急剧减少。
乱世之中，所有的人都极度缺乏安全感，全被混乱的形势裹挟着拼命狂奔。
任一方的势力领袖都不可能像徐泽这样稳健发育——
真要这么做，绝对会被自己的部将先造反。
脱胎于这样乱世的大宋本就先不足，极度缺乏基层管理人员。
而得国过于容易，打下的进程又与人才培养不配套，
摊子铺得越大，底层缺人管理的问题越突出，
最后，就只能采用这样的粗糙手段来管理国家。
因为依托这些人管理基层，
既可有效解决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还能不发或少发俸禄，
有效缓解了财政困境，能让更多的钱用来扩军打下。
这本是权宜之计，不能持久。
但随着利益集团形成，又慢慢固化为制度，然后，便积重难返。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如后世，“免费游戏”才最费钱一样，
国家在管理社会上省了人和钱，百姓就会出更多的钱，遭更多的罪。
就算靠共建会这种组织铺摊子，也不是长久之计。
没有大量的一线“正式官员”管理，
随着时间推移，管辖地域扩大，
一些偏远地区的共建会，也迟早会与宗族势力同流合污，
想想就知道，有人有地有组织还有武装的“变异共建会”会做什么？
所以，将来同舟社建国，需要“官员”的数量，将远超现在的大宋。
涉及到官员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制度，也必然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一步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等同舟社建国都不可能全部到位。
徐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有耐心。
实际上，相关的工作已经在分步实施了。
第一步，并不是培养尽可能多的官员，而是普及教育——扫盲。
并非所有读书优秀者都能成为合格的管理型人才，更不能让所有读过书的人都去抓管理。
但文盲率过高，再好的政策也很难落到实处——底层官吏可以轻易利用政策信息差欺上瞒下。
所以，改变官吏使用管理制度的第一步，不是改变“官”，而是改变“民”。
制度不是万能的，后世有大统领名“建国”者……
人是会变的，道德、制度确实能约束饶行为，但效果……
即使徐泽手把手地教育培养一批官吏，开始可能用的很顺手。
但外放一段时间后，照样会有很多人被腐蚀，变成他们曾经痛恨的样子。
只有大部分的百姓能看懂政令，知道法律常识，不再是官老爷啥就是啥的愚民了。
道德、制度的作用才会开始显现，施政者的行为才能真正受到一定的约束。
而且，少数人垄断知识后，会失去开脱创新的欲望，让科技与革新失去土壤。
一些人为了获取学术上的地位和衍生的利益，
便会把精力花在反复包装和过度解读“经典”上，
以此，不断拔高“高深知识”的准入门槛，“知识权贵”便应运而生。
不论怎样改朝换代，这些“知识权贵”都能凭借手中掌握的话语权，轻易左右朝政。
然后，进一步强化自己“学派”的地位，以此循环。
只要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泾渭分明，这种现象就无法改变——
无论这个学派是儒、法、释，还是道、名、墨，
一旦能够垄断话语权，最终都会变成一个样子。
即使掌握了很多“自然科学”的道和墨，也有很多沦为了装神弄鬼的方士。
现在的“儒”真的是孔子师从周公的“儒”么？
在“儒”这层皮下，又何止法、墨、道、释？
只要统治者需要，什么都可以往“儒”这个筐子里面塞，“儒”总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所谓的“儒”，早就变成了以“仁”为核心内涵的“公共关系学”。
所以，穿越者和“儒家”较劲没有任何意义。
没人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在治下全是孔门弟子的情况下，谁能真正打倒孔老二？
何况，就算真能打倒了孔老二，还有李老大、墨老三……
或者，搞“百家争鸣”？
思想界混乱不堪，怎么可能做到大一统？
玩什么都没用，先让知识下沉，真正开启民智后，才能再谈其他。
这几年，徐泽一方面努力扩大治下学校规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儿童能够上学，
另一方面，依托军队、厂矿、共建会等，大力开办夜校和扫盲班。
办学推广教育的重要性，只要脑子稍微正常点的统治者都知道。
平心而论，在此事上，大宋的努力和成果，都远超前朝。
赵佶、蔡京就一直大力推广乡学、县学、州学、国学四等学府和“三舍制”。
因此，徐泽在治下推广教育，并不是什么石破惊的事，
甚至，朝廷对此还是鼓励的。
但想把教育办好办出效果，太难了，需要持续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教育事业的成长也急不来。
实际上，同舟社事业草创阶段，事事都要钱，处处都要人，教育推广的进度很缓慢。
因师资力量有限，同舟社最初办学的规模非常。
只有若干“学”（识字班）和一座“书院”，以解决“内部子女”的入学问题。
对辐射周边的村庄，则只能通过设立奖学金、优等生报送入之罘书院等形式吸引人才。
彼时，共建会对治下村庄合办学校的巡察，
其实是形式大于内容，作用非常有限。
远洋商队开始盈利后，各股东在徐泽的授意下，纷纷“慷慨解囊，造福乡里”，
有了钱，方能请到人，这项工作的进度才开始加快。
高丽战争赔款到位后，徐泽又力排众议，划拨了很大一部分，作为教育基金，
用于扩大学校规模，改善教学条件，奖励优秀师生等。
没有公开造反的好处就在于，虽然很难招揽到精英人才，但招募坐馆的“教书匠”却是非常容易。
只要给出的价码合适，大宋多的是科举无望的穷措大赶着来登州——
然后，被分流到海东、辽东等地教书。
徐泽的要求只一点——别念歪经，按同舟社的教材和课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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