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观测点的建设、人员的派遣和维持、数据的传递和汇总，无不耗费巨资。
数据传递是一大难题。
从西羌高原到郢都，驿马传递需要两个月；从百越之地到郢都，水路陆路交替也要四十余日。
为解决这一问题，太史府专门训练了一支快速传递队伍，在各观测点之间建立了一条专用信道，重要数据还会以副本形式由不同路线同时发送。
楚王章三十一年，太史铭提出“四海测影，同日记之”的计划，选择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最重要节气，要求所有观测点在同一同一时刻测量日影长度。
这一计划实施极为困难，但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准数据。
太史铭发现，同一时刻在不同纬度测得的日影长度差异比预想的还要大，特别是在南方的百越之地，冬至日影长甚至不足郢都的三分之二。
经过数年计算，铭提出了“地有南北，历有差异”的理论，主张在新历法中加入地域修正值，针对不同地区提供适当的农时建议。
这一创新理念使楚历不再是单一都城的历法，而是真正适用于广阔疆域的综合历法体系。
楚王章三十二年，各地观测数据已堆积如山，太史府内，草稿纸堆积如山，计算用的算筹堆满了好几间屋子，太史铭将文学宫的士子都集中了起来，日夜不停地处理数据。
计算工作异常繁复，当时算学虽已经在楚王熊章的干预下相当发达，但计算工具仍以算筹为主，之后又仿造少府的算盘制造出了超大算盘，但其中复杂运算仍然需要数日甚至数月时间。
后来太史铭发明了一种新型算表，将常见计算结果预先列出，还便于比较，大大提高了效率。
编造历法最大的挑战是协调太阳历和太阴历。月亮绕地球一周约29.53，十二个月约354，与太阳年365.25相差11多。
如不协调，季节就会逐年后移。古人发明了闰月法，但如何设置闰月才能最化误差，是一大难题。
太史铭通过分析三十年来的数据，发现十九年七闰的法则已不够精确，他提出了新的闰周规律，每三百九十一年设一百四十四个闰月，比传统的十九年七闰更为精准。
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对岁差的发现。
太史铭比较古今星象记录，发现冬至点并非固定不动，而是在缓慢移动，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何古代历法逐渐偏离实际象，也为新历的长期准确性提供了保障。
日月食的预测是历法精准度的试金石。铭根据新历推算出楚王章三十一年将发生一次月全食，结果误差不足一刻钟（古时一刻约合今14.4分钟），远超以往任何历法的预测精度。
楚王章三十五年，新历初稿完成，铭没有立即上报，而是选择进行实地验证，他派出多个组，赴各地对照新历预测与实际象、物候的符合程度。
验证结果令人振奋：新历在各地指导农时的准确率超过九成，比旧历提高三成以上；预测日月食的误差大幅缩；节令划分与各地气候特征高度吻合。
然而铭仍不满意，他发现南方百越地区的雨季开始时间每年有较大波动，单纯依靠文观测难以准确预测。
于是他又组织人力，收集各地物候资料——候鸟迁徙、植物开花结果、昆虫活动等自然现象，将这些因素纳入历法修正体系。
楚王章三十六年，新历已臻完善。
但就在这时，一场意外几乎让三十年心血付诸东流：太史府突发火灾，虽经全力抢救，仍有部分珍贵原始数据被毁。
太史铭忧心如焚，差点一蹶不振。
好在多数数据已有备份，计算结果也已多重记录，太史铭带领团队日夜赶工，重建了损失的数据，这场灾难反而促使他们对所有数据进行了一次全面复核，纠正了一些隐藏的错误。
楚王章三十七年九月，楚历终于编纂完成。
这部历法共三百卷，分为文、历算、物候、农事、占候五大部分，它不仅准确预测日月星辰运行，还详细记载了各地气候特征、农作物生长周期、自然灾害发生规律等内容。
楚历的创新之处众多：首先，它采用了更为精准的闰周系统，使阴阳历的协调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度；
其次，它引入霖域修正值，同一节气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农事建议；
第三，它综合文观测与物候特征，使历法更加贴近自然实际；
第四，它记录了异常象的预测方法，为灾害预防提供了参考；
最后，它统一了计量系统，使时间测量更加标准化。
楚王熊章只是略微看了一眼楚历的内容，随后便放下，他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楚历验证的部分记载。
太史铭在文馆编撰楚历发生的事情他自然是知道的，但对于这种意外，他只能感叹好事多磨，但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熊章看完验证的结果之后大喜过望，道：“此非独历法，乃治国之道也！”
他立即下令颁行全国，并赐名“楚历”，以示与周室历法区别。
此时下形势已然明朗：周室名存实亡，诸侯中以楚国实力最强，疆域最广，文化最盛。
熊章称子已是众望所归，楚历在这个关键时刻诞生，被视为命所归的祥瑞之兆。
在楚历颁行大典上，熊章履行了二十四年前与老太史的约定，册封太史铭为文昌君，食邑千户，赐金千斤，帛两千匹。
这是楚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太史被册封为君，这也是楚国目前为止第一次非战功而封君，可见楚王对修历功绩的重视。
太史铭跪受册封，老泪纵横：“臣父子三十年心血，幸得完成，今老臣年已六十有八，无所求矣，惟愿楚历利国利民，助王成就霸业，统一四海，使下百姓共享太平。”
楚历的诞生，是诸夏在历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打破了传统历法以都城为中心的模式，首创了多地域协同观测的研究方法；它综合文与物候，使历法更加贴近自然实际；它的精准预测能力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可靠指导；它的成功编纂彰显了系统科学研究的巨大价值。
楚历的诞生向楚国科学技术界表明科学进步需要长期坚持和巨大投入；创新往往来自于打破传统框架的勇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结果。
楚历的影响远超出历法本身。
它促进了楚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它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它为楚国统一下提供了文化和科学基础；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历法研究的新纪元。
观授时，自古就是王权象征和国家要务，楚历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科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为后世历法研究树立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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