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夺回淮阳军、使漕运北线畅通，赵官家又匆匆提拔了张所，出任京东西路宣抚副使，前往亳、宿二州，确保漕运南线不丢失。
听闻赵官家只从内藏库发三十万钱，王伦几乎要笑出声了，他现在可以确定，这位宋徽宗赵佶，就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也就是“独夫民贼”。
如果赵官家是那种完全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出于对个人最大利益化考虑，他肯定会优先考虑集体利益，因为只有那样，他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
杨朱曾过：拔一毛而利下，不为也；取一毫而损下，亦不为也。
放到赵官家身上，却是取万毫而损下，乐为之也；拔一毛以利下，如何能为之？
面对谭稹传达的子的旨意，刘光世很是为难，他连手下诸路官兵的具体情况都没有完全摸清楚，怎么打仗？
况且先前他追击北逃的河北籍官兵，被郝思文、索超拦截，损失三千，但上报给朝廷后，不少官员却认为，不过是三千人而已，我大宋在大名府的官兵十万，怕什么？
刘光世很想扒开这些官员的脑袋，看看他们究竟长没长脑子。
他现在突然就明白了“安史之乱”时被唐玄宗冤杀的高仙芝、封常清的心情，以及后来的哥舒翰为什么要大哭着领兵出潼关了。
刘光世只能不断寻找托辞，但迎来的却是一道比一道严厉的催促命令，等到他老爹从江南西路赶回来，没有去河东路赴任，而是留在了东京城时，刘光世知道自己不出兵不行了。
这时王伦那里也已经准备得大致妥当了，官道沿线的水洼、池塘被人工排干，官道也粗略修缮了一番，可以通行大军了。
战事依旧率先在南面爆发，韩世忠、袁朗、孙安三部联合，集骑兵四千、步兵八千，直冲徐州彭城。
彭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前韩世忠等三路兵马向西突进，目标就是彭城。袁朗的任务，本是从宿州方向北进，包围彭城南面，孙安进驻砀山，是为了阻挡西面可能向彭城的援军。
但河北战事迟迟不能推进，袁朗和孙安便迅速后撤，绝不暴露作战意图。
随着气渐渐转凉，大名府方向已经具备了南下的道路条件，于是萧嘉穗接王伦命令，转而要求韩世忠三部继续西进。
朝廷在彭城放了三万余大军，韩世忠截断宿迁、下邳两县，认为彭城必然缺乏粮草，便与赶来的袁朗、孙安等将领商议后，集中精锐，向彭城突进。
于是大战在彭城东北爆发。
高可立领梁山军步兵第十一营，与樊瑞的第十三营奋勇向前，孙立则领背嵬营骑兵自南冲阵，连杀三员朝廷军将，孙安在西北进攻，袁朗则再次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绕道西侧，堵住了出战官兵的退路。
自巳时鏖战至申时左右，官兵大溃，只有数千残兵逃回城内，梁山军顺势将彭城团团围住。
赶来的解宝、鲍旭、李逵等部，则领步兵向西，萧县开城门投降。
接到赵官家的任命，张所匆匆南下，却不得不停在了应府，彭城兵败，就意味着他成了光杆司令，无兵可用。
于是张所便在应府招募青壮，意图死守大宋的南京。
北京大名府，刘光世也不得不出兵，他派一路兵马自魏县攻洺州的肥乡县，又派一路兵马自成安县攻磁州的滏阳县。
刘光世不得不如此分兵，攻洺州，则可以继续向北攻冀州；攻磁州，则是要夺回滏口陉，防止梁山军从河东路可能的援军。
这就是刘光世的尴尬之处，实在是他要防备的地方太多了，河北本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他只能尽量去争取有利的防守地势。
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分兵牵制梁山的兵力，但王伦偏偏不按套路出牌，而是集合了所有战马，骑兵一人一马，步兵也上马，凑了近三万骑，从临清县，过已经被刘光世主动放弃的馆陶县，向魏县杀奔而去。
从去年年底，吴用在雁门关一带与耶律延禧互市，送到河北的各色马匹就有两万余匹，其中适合用作军马的，大约四千余，而许贯忠在燕山府与金国互市，只购得各色马匹七千余，金国卖的牛羊倒是很多，马匹几乎都是驮马。
故而史文恭在太原府也已经重建了官办马场，只靠外贸，总归是要被卡脖子的，还得建立完善梁山自己的马政。
刘光世为了协调诸路调来的禁军，不得不在魏县、大名县之间划定防区，构筑了一道防线。
但大宋朝的禁军，总体来是存在一个歧视链的，西军以及边军瞧不起内地州县驻屯的禁军，北方禁军又瞧不起南方禁军。
而刘光世的部下，则是北方瞧不起南方，同时瞧不起惨败的西军，并共同歧视连河北都守不住的河北禁军。
为了协调诸路禁军之间的矛盾，刘光世可谓是费尽了心思，但郝思文还是找到了他构筑防线的漏洞，从河北禁军与淮南禁军的结合部猛冲了过来。
淮南禁军中不少官兵原本是河北两路的流民，觉得河北禁军都是废物，连家乡都守不住，不管刘光世怎么调整、协调，歧视和矛盾始终存在。
两支禁军结合部的漏洞有多大呢？不多不少刚好十里。
对于郝思文而言，这十里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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