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在河北露面，为河北百姓带去了不少欢乐，许多百姓都觉得，这不就是妥妥一个安乐公再生嘛！
有百姓故意问他童贯被杀是何看法，唐斌这才命人阻止，他觉得赵佶肯定还会些更加无耻的话来，还是不要污了众饶耳朵吧。
赵佶在河北的一举一动，都被唐斌及时送到了王伦那里。
王伦现在更加确信，为什么历史上的宋徽宗、钦宗、宋高宗的表现几乎如出一辙了，宋徽宗的皇帝之位得来太过于容易，这难免让他有了许多自信，觉得命即是如此。
于是他开始贪图享乐，沉迷书画，他的一系列表现，足以证明这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管生前眼下，哪里会管身后事？
在温室里待得太久，又任用一批又一批只会溜须拍马的奸臣，处处讨好，便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既没有这个念头也没有任何情愿，要换个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
活该影靖康之耻”，只是大约赵佶哪怕被俘，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女儿、后妃被金人肆意侮辱，他居然在五国城又生了几个儿子女儿，这样的人，已经没救了！
王伦突然觉得，若仍旧跟这样的废物置气，却显得自己不够大度了，似郑寿那样的人，还会自我反省自我拯救，至于赵佶，还是算了吧！
赵鼎已经从岭南受命归来，王伦与他交谈一番后，发现的确是个人才，便决定让赵鼎前往江南西路的洪州豫章府出任知府。
荆湖北路改称“湖北行省”， 吕颐浩出任布政司，高可立被调往出任江陵都督府都督，王伦也给二人发布了一道命令，邀洞庭湖的钟相入京。
早在赵佶上台当了皇帝不久，钟相就开始在洞庭湖搞事情。他是商人出身，学了些医术，便开始模仿摩尼教，结合本土的道教、巫术信仰等，自称“大圣”。
钟相便以宗教为掩护，以大夫为身份，走乡串镇，组织百姓秘密结社，互相共济，并提出了口号，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当初王庆造反，马灵前往荆湖北路时，王伦便知道了钟相的事迹，若这位是一心搞造反，那也不对的，因为赵佶父子被围困东京城，下令各地勤王时，钟相曾派儿子钟子昂领民兵三百人北上。
但很快就被投降后的赵桓一纸诏令劝回，王伦觉得你也不要造反了，我也要搞均贫富，不如来东京城。
他看中了钟相的组织能力，于是钟子昂被征入伍，入江陵都督府为军官，湖北、湖南两个行省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均田。
故而赵鼎入朝后，钟相也在前来东京城的路上。
王伦现在梳理朝政，最发愁的还是马政。大宋烂得一塌糊涂的马政被推倒重建，京东路改为山东行省，由当初梁山军组建的济州马场，已经改为济阳府牧马场，但规模并不大。
段景住负责的河北沧州横海府牧马场，规模已经渐渐起来了，常顺调到河东路河东行省平阳府牧马场，皇甫端要负责京畿附近的养马事务，这样一来关中还缺一个能管事的人。
似常顺和段景住，一个兽医，一个善相马，本属于技术专业人士，被王伦逼着向管理人才转变，这几乎是原梁山众头领中技术人员们都在经历的。
关中地区不缺懂马的人才，但是永兴军路陕西行省、秦凤路陇南行省的官员们推荐的人选，王伦与皇甫端交谈后，都不怎么满意。
故而王伦决定让钟相试一试，将他从洞庭湖调离，失去了原本的土壤，仍旧发挥他的组织才能，王伦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中原王朝的养马地，现如今没有一处在汉朝手中，燕山三府虽然有些县城适合养马，但朝廷缺乏种马，金国愿意与汉朝贸易，却依旧只肯卖骟马。
耶律延禧被生擒后，河东路河东行省与草原诸部也不接壤，被金国拦截在中间，就是想从草原购买马匹都难。
至于西夏，虽然议和，但对于出售战马一事无比坚持，所以王伦发现，最稳定的马匹来源，就只剩下秦凤路陇南行省与青唐吐蕃诸部的贸易了。
宋哲宗时，大宋与吐蕃的军马贸易，最盛时一年不到五万匹，故而王伦给史文恭下了命令：明年这个交易额的数字，不能低于五万。
哪怕史文恭领兵去抢吐蕃的马匹，王伦都会认下，实在是眼下的汉朝，太缺乏战马了。
当初辽国还在时，宋辽两国贸易的大头就是各色马匹，王伦费尽了心思，也不过组建了一支不到万饶骑兵，再加上继承大宋的身家，勉强凑了不到四万骑兵。
战马容易受伤，大多数战马受伤后就只能充作驮马，而大宋马政自我造血功能丧失，甚至还得靠着与大理国的贸易，用滇马充当战马，军马完全靠外贸，随时随地被人卡着脖子。
所以王伦很早就出台了政策，鼓励民间百姓养马，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赋税减免，又在东京城捏着鼻子“继潮了赵佶时代就有的女子马戏队，并在军中推广马球比赛。
大宋的流行风尚，永远是从东京城发起，并不断传遍下的。
王伦便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大宋以来民间普遍的厌武风气，引导着尚武精神。仅仅推行军功爵位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朝廷的更多引导。
所以当初兰州、西安州对党项的战事结束后，作为朝廷最新喉舌的《民报》就不断刊登消息，绘制京观图形，印刷之后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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