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刚过，周赫煊就启程前往武汉，随行有费雯丽、孟冬、周璇和于佩琛，以及周赫煊的几个保镖。
孟冬和周璇要留在武汉，为即将上前线的将士们慰问演出。而周赫煊则带着费雯丽、于佩琛，转走粤汉铁路至广州出海。
甲板上，周赫煊负手遥望江面。
虽是战时，武汉三镇的水道却明显繁荣了许多，因为全国各地的人力物资都在朝这里汇聚。
远处的空中突然传来飞机声音，只见一大群日机犹如蝇群，嗡嗡呜朝着汉口方向飞来，那是12架轰炸机在26架驱逐机的掩护下进袭武汉。
驻扎在汉口和孝感的三个中国飞行中国队，驾驶着苏联援助的29架战机迎击。双方刚刚接战，又有10架中国的苏式战机起飞，准备堵住敌机的退路。
城内的老百姓，以及船上的乘客，纷纷出来观战，伸着脖子仰望高空。
“好！”
“打得漂亮！”
“中国必胜！”
“……”
人们手舞足蹈的欢呼起来，却是第21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和刘宗武协同作战，击落日本战斗机一架，打了个漂亮的开门红。
于此同时，第22中队的11架战机和敌寇的11架战机狭路相逢，双方很快就陷入单机混战的局面，不约而同的一对一捉对厮杀。中队长刘志汉率先击落敌机一架，其他队友也相继击落四架日机，兴奋得地上的观战百姓疯狂叫喊。
“啦，快去救人！”
“稳住，稳住，别掉下来！”
“……”
在日机被击落的同时，中国飞机也遭了毒手，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共五人牺牲。但他们打出了漂亮的空中战绩，共击落日本战斗机10架、轰炸机2架。
其余日机见势不妙，立即疯狂逃窜，轰炸机更是把炸弹乱扔一气，以减轻重量好逃跑。
这次空战的主力是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始建于1936年10月，骨干为张学良的东北空军。他们去年第一次在杭州和日机交锋，就一举拿下6比0的骄人战绩，此后又连续击落日机数十架，可惜大队长高志航后来壮烈牺牲。
此战牺牲的李桂丹，是继高志航之后的第二任大队长，他和高志航均为东北人。
高志航以前还是冯庸的属下，冯庸担任东北空军司令那会儿，高志航担任东北航空处飞鹰队驾驶员——东北空军共五个大队，飞鹰队属于其中之一，里面很多人都成为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骨干。
所以冯庸很急啊，以前的属下鏖战长空，被誉为“空军战神”，他却只能在美国干看着。如果再不能带飞机回国，冯庸就要只带着飞行学员回国参战了。
事实上，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从技术上并不弱于日本空军。而苏联援助的飞机，也弥补了中国空军在装备上的劣势，经常打出漂亮的战斗。
可惜，中国的飞机实在太少，飞行员也太少，损失一架就少一架，损失一个就少一个。
今的武汉空战，若非有苏联援助的飞机，那根本就打不起来，因为中国自己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了。淞沪会战时期，中国300多架飞机对阵日本800多架飞机，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阎海文，辽宁人。在轰炸日本虹口海军司令部返航途中，他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跳伞时被风吹落到敌方阵地，随即被几十名日本士兵包围。阎海文掏出两把配枪，击毙5名日军、击伤数人，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高呼着“中国无被俘空军”英勇殉国，年仅21岁。
沈崇诲，湖北人。陈锡纯，湖南人。他们执行轰炸任务时，飞机临时故障，尾部冒烟，按规定应该跳伞保命。但他们知道中国飞机不多，不能白白舍弃飞机，于是驾驶着故障飞机摇摇晃晃地撞击日本战舰出云号，壮烈牺牲。时年，沈崇诲27岁，陈锡纯22岁。
乐以琴，四川人，两个月内击落敌机7架。至日军攻打南京时，中国飞机所剩无几，乐以琴毅然单机升空迎战，寡不敌众，阵亡于南京城外，年仅23岁。
刘粹刚，辽宁人，两个月内击落敌机11架。因飞机汽油耗尽，发最后一颗照明弹引导僚机降落，自己为了保住飞机不愿跳伞，抹黑寻找合适地点降落，不幸撞击建筑物身亡，年仅24岁。
还有咱们前面提到的高志航和李桂丹，他们共同为中华谱写了一曲空中战歌。
可惜，中国的飞机实在太少，而且越打越少，导致飞行员为了保住飞机不惜牺牲自己。若非苏联在关键时候运来飞机援助，此时的武汉根本无机可飞。
……
轮船上，人们还在因刚才的胜利而欢呼。
周璇叽叽喳喳拉着孟冬话，指着正在降落的中国飞机，脸红扑颇笑个不停。
“空军健儿，真是大涨我国人士气！”于佩琛也激动莫名，双手握拳捏得死死的，恨不得马上跑去机场慰问英雄。
周赫煊只能报以苦笑，武汉能打空战，那是因为老蒋的军委会设在这里，其他地方只能任凭日寇飞机蹂躏。
而让周赫煊预料不到的是，由于他出资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将平汉线和粤汉线彻底连通，相当于给中国交通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日本对武汉的轰炸将更加频繁，轰炸重点正是武汉长江大桥，只要把大桥炸毁，则中国的兵力和物资运输就会效率大减。
而常凯申也把武汉的防空视为重中之重，把中国最精锐的几个飞行中队，全部调来围绕着武汉长江大桥驻防。
仅在未来的两个月内，中日双方就在武汉三镇上空，展开了大七场空战——这些都是周赫煊带来的影响，没他出钱修桥的话，日寇也不会死盯着武汉不放。
“轰轰轰！”
“轰轰轰！”
“轰轰轰！”
从重庆到武汉，再从武汉到广州，周赫煊一路上遭遇了四场轰炸。
其中最危险的一次是在铁路上，一枚炸弹正中前方铁轨，接着日机又对火车狂轰滥炸。周赫煊被一块飞溅的玻璃扎到，额头鲜血狂涌，于佩琛和费雯丽也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原因是火车侧翻。
在广州沦陷之前，日本人在这里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轰炸，其中粤汉铁路属于首要轰炸目标。
不得已，周赫煊只能下火车步行，连续走了两两夜，才在连县（后世清远市境内）弄来一辆卡车，有惊无险的来到广州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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