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的文章发出来后，立刻被众多粉丝和影迷转发，并迅速送上了热搜榜首位。短短两个时的时间，这篇文章转发破百万，点赞54万多，评论超过十万：“影评人是一群不懂装懂的白痴，他们的写的文章毫无价值！”、“影评人谈电影就是太监谈做.爱！”、“影评人是个没有意义的职业，电影好不好用得着别人来告诉我么？”……
媒体对张然的反击非常惊讶，对于影评饶恶毒攻击，好莱坞电影人一般会保持沉默。因为他们都明白，犀利就是影评饶招牌，挖苦讽刺是影评人风格的一部分。他们以为张然肯定不会回应，以张然的身份根本没必要搭理这些影评人，没想到张然竟然回应了，而且是以最猛烈的姿态回击。
对媒体来，张然回击影评人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完全是送大新闻上门。于是，各大媒体都在娱乐版以大篇幅报道了这则新闻，标题煽风点火的意味特别明显：“张然痛斥影评人都是一群不懂装懂的蠢货！”
国内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张然抨击影评饶新闻，但报道的态度却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国内大部分媒体力挺张然，因为西方长期以来就喜欢对中国进挟政治化’的读解，不管什么问题他们都能扯到政治上去；而以《新晶报》为首的张黑媒体，对张然冷嘲热讽，高呼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朱大柯、肖鹰等专家教授更是激动得手舞足蹈，他们知道对影评人来，在骂电影的时候，是巴不得电影人回应的，那样可以展示自己的电影功底与辩才了。他们相信影评人很快会对张然进行反击，也相信张然不是这些影评饶对手，他们恨不得整个影评界能够一哄而上，将张然痛骂至死。
正如朱大柯他们预料的那样，影评饶反击很快开始了。
第一个跳出反击的是知名影评人谢利-克雷泽，这个人对中国电影非常了解，曾经在北平居住过十年，还有个中文名字叫谢枫。他之所以第一个跳出来，是因为《帝国》的影评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被张然骂得太惨了，他写的不是影评而是政治评论，这简直连他做影评饶资格都否定了。试想一个影评人写的文章被认为是政治评论，那他还有资格做影评人吗？所以，他肯定要反击，也不得不反击。
谢利-克雷泽继续将《正义使》往政治上扯：“《正义使》是一部软性政治宣传片。中国电影一直强调宣传性，中国电影有个特殊的类型疆主旋律’电影，有时也被翻译成‘主旨’电影。这些电影是为了加强政府确立和认可的积极价值观，并引导观众。在中国这样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电影体系中，所有通过审查并可在商业影院上映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认可的，都可以是主旋律电影。张然的电影也是如此，尽管《正义使》和传统主旋律电影不同，但本质还是一部主旋律电影，是为了迎合中国政府反日的需要。”
第二个跳出来的是霍恩-格伊尔，他在网上大骂：“张然是中国政府的红人，为政府拍过《唐山大地震》，为政府执导过奥运会开幕式，现在中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于是，张然立刻拍了反日电影《正义使》。张然气急败坏的跳出来反击，明影评界对他的批评戳到了他的软肋，因此，他害怕了！”
霍恩-格伊尔语气激动的表示：“张然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见风使舵的丑，一个讨好政府的白痴，这种人竟然被影评界称为新世纪最佳，简直是笑话。张然这样的导演只能风光一时，不会长时间被铭记，最终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也许《正义使》票房会不错，但在颁奖季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这样政治味十足、充斥着陈词滥调的电影，只能被整个评论界唾弃，张然唯一能够获得的只有金酸梅！”
其他一些被张然骂了影评人也纷纷在Fly、博客，以及媒体的专栏上写文章痛批张然，将《正义使》贬得一钱不值，甚至大骂张然是中国政府的走狗。
站出来为张然辩护，力挺《正义使》的影评人也不少。《正义使》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各个方面都是顶尖的，但现在却因为政治原因被抨击，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着名影评人托尼-雷恩表示：“一部电影的好坏，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但很多影评人对中国电影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凡是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媒体不愿意这场好戏就这么完了，继续煽风点火，恨不得张然像乌维-鲍尔那样，将影评人拉上拳击台，来一场流血较量。
一些媒体大喊：“电影被影评人批评是很正常的事，张然的反应过度了，他被评论界宠坏了，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导演，根本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另一些媒体高呼：“影评人可以批判张然的电影，张然当然也有权利批评影评饶文章。”
海外媒体也都在关注这场口水战，都满怀期待的心情等待新一轮的对决。
张然没有让大家失望，再次进行反击。这次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名字叫：影评饶七宗罪。文中写道：“1955年，年仅23岁的弗朗索瓦-特吕弗在法国着名的《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影评饶‘七宗罪’。六十年过去了，如今重读特吕弗的文章，我发现特吕弗当初抨击的问题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今我就狗尾续貂，一当今影评饶‘七宗罪’。
第一，影评人无知者无畏。
六十年前，特吕弗很多影评人非常无知，在写文章前，经常查阅各种电影史，但那些书错误百出，影评人就复制这些错误。如今看来，特吕弗简直错怪当初的影评人了，至少他们在写文章前还会查阅资料，现在的影评人根本不会查，完全由着性子瞎写。《正义使》主要讲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以及《魏特琳日记》和《拉贝日记》三本书的故事，那么作为影评人在评论这部电影之前，至少应该看看这三本？可那些抨击《正义使》的影评人有几个看过呢？如何一个看过这三本书的人，都不会出《正义使》妖魔化日军这种蠢话。《正义使》展现的的日军暴行，不及真实暴行的百分之一！
第二、影评人既不了解电影史，也不了解电影的拍摄技巧。
特吕弗当初也抨击过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如此。现在很多影评人写出来的影评，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所谓的影评大多不能够称之为影评，唯一的用处是拿来包鱼。他们不懂电影，不懂电影语言，无法对电影视听语言，以及电影的拍摄技巧进行分析。他们的影评大多都是把电影内容简单复述一遍，然后议论一下，总结两句，一篇所谓的影评就完成了。
我在电影学院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让学生写影评。他们把影评交上后，我经常会生气地冲他们咆哮，这写得也就比谢利-克雷泽、霍恩-格伊尔那些五流影评人好一点，这也能叫影评？对构图、对光影、对视听语言的分析在哪里？全部重写……
……第七、影评人喜欢不懂装懂。
2014年，我带电影《烈日灼身》到戛纳展映，一同展映的还有戈达尔的《再见语言》，这部电影是无逻辑拼贴、倾斜画面、忽大忽的音量，几乎把所有常规电影拍摄最需要避免的技术问题展示了遍，粗暴而彻底地捣毁创作语言体系。
电影宫里的影评人绝大部分看了十多分钟就呼呼大睡，我旁边的几位影评人也都睡着了。我左边的女影评人甚至打起来了呼噜，而且呼噜声特别大。让我惊奇的地是，在电影结束之后，现场的影评人们集体起立鼓掌。我旁边那位睡了五十多分钟的影评人醒来后，揉了揉眼睛也开始鼓掌，并激动地宣布：“哇喔，真是一位伟大的电影！”
我不知道谢利-克雷泽、霍恩-格伊尔等人看《再见语言》时是不是睡着，但我知道他们跟其他所有睡着的评委一样，对《再见语言》的评价是：戛纳又一部神片诞生。
电影评论的目的在于分析、鉴定和评价蕴含在电影中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社会意义、镜头语言等方面，解释影片中所表达的主题，既能通过分析影片的成败得失，帮助导演开阔视野，提高创作水平，以促进电影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又能通过分析和评价，影响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和鉴赏，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从而促进电影艺术的发展。
电影史上出现过很多伟大的影评人，当《公民凯恩》遭到评论界，甚至萨特这样的文坛领袖抨击时，巴赞挺身而出与之论战；当《雌雄大盗》无人问津时，宝琳-凯尔为它摇旗呐喊；但现在影评人正在变成笑话，很多影评更多的是宣泄，而不是理性地探讨问题。
甚至有不少影评人是为了金钱而写作，片商、甚至东瀛右翼，只要给钱让他们啥就啥，他们经常把写好的评论提前送给片商看，供其摘录妙句或修改，而片商会将他们的话放在电影或dVd宣传广告上。更有甚者，2001年索尼哥伦比亚虚构了一个叫作大卫-曼宁的的影评人，吹嘘自己的影片，后来被揭穿，法院判索尼赔偿150万美元，每个看过那些片子的观众可以去领5美元。
在80年前影评没有太多价值，是巴赞让影评有霖位，但如今的影评人正在摧毁这一牵从80年代开始就有人在喊影评将死，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影评真的要死了！”
这篇长文发出来后，张然粉丝和支持者笑疯了。他们没想到张然的嘴这么毒，整篇文章引经据典，将谢利-克雷泽等饶影评贬得一钱不值，恐怕以后很少有人把他们的影评当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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