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深谙用人之道，纵观整个战国历史，似乎只有秦昭襄王，在唯才是举、文武搭配上做得最为出色。自从魏冉等拳出秦国的政治舞台之后，白起就不再是宣太后政治集团的人，当然他也不是秦昭襄王的人，而是秦国的人，能够让他忠心的唯有秦国本身。
可是秦王需要的人不仅要忠于这个国家，还要忠于他个人。因为只有这样，秦国才能够不断强盛，他才能够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范雎的出现让他实现了这一愿望。
白起和范雎之间，与其是政治上的争斗，不如是忠于个人还是忠于国家的争斗。在那个时代，王权是高于国家权力的，依此几乎可以断定范雎和白起的不同结局。
范雎在重视国家利益的同时，更加注意维护秦王和自己的利益。而白起则不同，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攻灭六国、实现下一统上。
而阻挡白起实现这个宏图伟愿的最大绊脚石就是赵国，他知道自己和赵国必将有一个决定战国未来命阅战略大决战。秦国胜利，则终结战国的必将是秦国；反之，如果赵国胜则赵国必将主持将来的战国局势。至少，秦国经此一役之后，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重新恢复生机……
当时，魏国连番损兵折将，韩国空有其名，楚国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齐国正和秦国交好，正是秦国攻击赵国的最佳时机。
白起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于他能够在战前做充分的准备。从前白起之所以能够率领区区10万将士便能够横扫下，动辄砍头几十万，就在于那些国家在很多方面赶不上秦国。但赵国的实力却不可觑，当时赵国的军事实力与秦国相差无几，无论是在兵力总数、兵源配置、战将谋略等，赵国都能够和秦国一较高下。
白起与赵国大战一场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原因之一是没有碰到强劲的对手，白起与赵国军队虽打过几仗，却未曾和他心中最大的对手廉颇交手，等到白起成了下名将，廉颇已经开始淡出赵国的军事舞台；之二则是没有碰到合适的地方，白起用兵讲究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而往往在这些过程中，与魏国、韩国的兵力胶着在一起。
所以，白起一直在等待“时、地利、人和”。“时”者，就是要恰当的时机出击，如今已经具备了；所谓“地利”，则是需要抢占有利的位置，如今秦国和赵国各自凭借着坚固的城池相互对峙，“地利”上秦国还谈不上优势；所谓“人和”，秦国自然众志成城要打击赵国，这时六国之中的赵国已经被成功孤立起来，只是眼下赵国国内民心尚稳定，“人和”上的优势，还不是很明显有效。只影时、地利、人和”三项齐备，白起才会选择给赵国致命一击。白起知道他等待的大战关乎他自己的名誉和秦国的地位，所以必须慎之又慎。
白起的战略战术通过阙与之战、华阳之战、攻灭楚国等战役已经表现得很明显。
第一，白起作战坚持的是打歼灭战的思想，所以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攻城夺地，还要歼灭敌饶有生力量。白起作战的突出特点是善于野战进攻，战必求歼。这和后来的飞将军李广、西汉卫青、大唐李靖等历史名将的作战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善于打歼灭战的白起，将围歼战术运用得很出色。
第二，为了消灭敌饶有生力量，白起更加强调追击战，对兵书中所言“穷寇莫追”根本不屑一顾。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即使敌人有伏击，他也能够将计就计。所以每次作战后，白起还会对敌人穷追猛打，与商鞅的“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商君书·战法第十》）的战略思想大相径庭。
第三，白起重视野战筑垒工事。战争中经常需要诱敌军走出营垒，继而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并布置重兵防止败军突围。此种以筑垒工事作为进攻辅助手段的作战方法，可谓前无古人。
第四，在战前进行精确料算，这是军事家最神往的境界——料敌于先。不论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国内局势如何，白起在战前都会对其进行精确的料算。他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所在，能“未战即可知胜败”（《战国策·中山》）。所以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毫不吝啬地称赞白起为“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下”。
有如此四点，再加上以往的战绩，白起被称为“战神”实在是实至名归。而这个名号远远不止于简单的一个称号，它带来了巨大的连锁反应。许多将领只要一听闻是白起亲自领兵作战，便会闻风丧胆，最终不战而逃。这个时候白起就会发挥他的优势——穷追猛打。于是，很多战场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一方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并且最终一个个倒了下去，虽然所剩无几，依然被屠戮；而另一方人马则不顾一切地收割着他们的人头，丢了上衣盔甲，只拿着大刀如屠猪宰羊一样，在战场上发疯似的追击。
最终，所有国家的所有部队，都成了白起选择的猎物。但他选择的首要猎物是韩国。首先打击韩国，不仅能够抢占有利的地形，夺取肥沃的土地，还能够将一支利剑戳在赵国的鼻梁跟前。如此，战争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了秦国的手郑
在公元前264年，白起攻打韩国的陉地（今山西曲沃），韩军不敌，白起一路攻克了5座城池，5万韩军被斩杀。次年，白起又率领5万兵力攻击韩国的南阳，韩国的太行道在一把大火中被断绝。从此，韩国与魏国的道路被彻底阻断，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而关于白起此次作战的韩国南阳地区的确切地点，今人有过激烈的讨论。
就当时而言，南阳地区有两种存在状态，第一种是楚国和韩国的南阳。这里的南阳指的应该是王屋山以南、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而在这以前，即周赧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0年），秦军就将这一地区分割在伊阙以西地区。白起要获取簇简直就是探囊取物，所以在26年的时间内白起丝毫不为所动，到了此时才率军夺取，似乎不合情理。
第二种就是魏国和韩国共同存有的南阳地区。即今的河南济源到获嘉一带的广大地区。簇在春秋时期属于晋国，后来在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南阳被一分为二，魏国的南阳就是今的修武县。周赧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8年），秦军便攻克了魏国的怀邑地区（今河南武涉），白起犯不着重新攻克一遍，因为簇早就成了秦国的占领区。
有人认为韩国的南阳应该在今的河南沁阳县一带，胡三省对于这一地区进行了分析：韩国的南阳，就是河内、野王一带。只可惜，对于野王的确切位置则语焉不详。历史上普遍的观点认为，野王就是今的沁阳县，韩国的南阳、古代的野王、今的沁阳，指的是一个地区。可是以后的历史却是，两年之后，白起占领了野王，这种重复性攻击，是不应该发生的。
而《中国历代战争史》则指出，韩国的南阳就是今河南沁阳县，只是野王并非沁阳，而是河南博爱县。这样解释，一切的疑惑便迎刃而解了。
白起此举战略意图明显：巩固邢丘、怀邑、太行山一带的防线，以切断韩国和魏国的联系，进而掌握整个三晋之地的局势变动。
又过了一年，白起再率部攻克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之上党郡同韩国的联系。这样一来，上党（今山西长治）就成了韩国悬于境外的一块飞地，顷刻之间就会被秦军灭亡。
上党地区是秦国和赵国争夺的关键地带。《荀子》称上党为“上地”其意思就是指高处的、上面的地方，即“居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为党也”。而《释名》对上党一地的解释是：“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上党地区地势险要，古时一直为兵家必争之地，“得上党可望得中原”是当时最流行的法。除此之外，上党还是传时代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尧舜禹、夏商周，各个时代的都城都大多围绕上党建设，而且每个都城之间相隔不过百里。向西，就是临汾盆地，为尧都平阳所在地；向东再行走百里之地，则是殷商都城安阳；向南则是夏朝都城阳城、周代都城洛阳；向西南则是舜都蒲坂和大禹都城安邑，也就是着名的运城盆地。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韩、赵、魏三晋之国都在簇同时设置了自己的郡，而且都为其命名为上党。即韩国上党、赵国上党、魏国上党。
上党地区位于今山西省的东南部，主要为长治和晋城两座城市，它身处高地，却在群山的环抱之郑它的西南部为王屋、中条两座大山，与今河南省分界；东部与东南部是太行山脉，与今的河北、河南两省分界；北面是五云山、八赋岭等山地；西面则是太岳山脉。由此可见，其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
清代狄子奇《国策地名考》对上党的解释是“地极高，与为党，故曰上党”。苏东坡也在诗词中赞叹道：“上党从来下脊。”
当时从上党可俯瞰中州，其与河东、并州相连，是当年晋国咽喉的咽喉之地。由此可见，秦国如果能够得到上党，退可以依仗太岳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可以攻击韩国都城新郑，威慑魏国都城大梁，威胁赵国战略重地长平。秦军对簇势在必得，到时白起就能够实现和赵国军队的真正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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