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竺见势头不对，连忙出言反驳：“连高祖都：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校商人餐风露宿，担惊受怕的在外奔波劳碌，还不是为了煊赫家门？岂有为了避税，就不回家的道理？”
“再，除了我河北之外，其他地域无不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之策，主公对商人之恩，如同再造，就算商人再怎么重利轻义，也不可能全无触动吧？商人也是人，或许有些势力，但绝不尽是狼心狗肺之人！”
李翊虽然主政北疆已经多年，但是在糜竺之前，一直没有什么人在商业方面有特长，而糜竺加入北疆的时间又比较晚，在李翊的众多幕僚中的地位并不算高，以至于这一刻显得相当的势单力薄。
贾诩也开口道：“子仲以人性本善立论，本身就存在问题；以施恩望报来期盼他人，更有缘木求鱼之嫌，非立法之基也。”
作为一个老狐狸，贾诩这家伙在议政时很少发言，只是带着耳朵来听。不过，他毕竟不是个全无想法之人。先前的几次，基本都是李翊在，光是消化听到的那些新奇的理念，就够贾诩忙活的了，今李翊显然更倾向于让所有人各抒己见，贾诩自然不吝于发言。
他的发言角度，与国渊等人不同。因为他是法家信徒，崇尚的是人性本恶，主要反驳的也是糜竺的人情世故方面的论据。
“如果不回家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钱，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离家在外。如果缴税是为了酬恩，那么，商人们想必会给恩情标上个价码，等到还完了，他们再逃税，心里就没什么可过意不去的了。”
糜竺语滞。国渊等人是从重农抑商的角度提出意见的，他自然要据理力争，哪怕摆功劳和资历也在所不惜；可贾诩是从立法实施的角度上来的，其中牵涉甚多，他一时间哪里想得清楚？而且贾诩在大将军府中的地位也是极高，糜竺在跟他辩论的时候，气势上就陷入了不利地位，只能是问道：“那……那文和先生你此事该如何处置？”
贾诩一板一眼的道：“别无他法，只能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将主公提议设立的商业司从地方官府中独立出来，与地方政府配合，却不完全受其约束，专门对各地的商人进行管理，收缴税款，惩罚奸商。”
“可是这样一来，人力成本就太大了。”国渊、王修都是眉头紧皱，“人员往来，消耗已是不，依照文和先生所，往来各地的还有大量的资料，并且在商业司中，还要有大量擅长算筹的文吏，就为了区区商税，如此大动干戈，是不是有些因失大呢？”
他们质疑的对象是贾诩，但眼睛看的却是李翊。
“另外，”一直不动声色的田丰也开口了，“如果真要建立商业司，刑律方面也要跟进，若不然，就算商业司运作正常，也无法阻止少数奸商向官员行以贿赂，令后者损公肥私。”
人多计广，在场这些人都是才智高绝之士，虽然各自所持的观点和理念不同，但你一言我一语的下来，倒是把商业税的相关种种，都到了。让李翊自己回忆，一时三刻还真就搞不定，现在被众人这么一讨论，他的思路也是渐渐清晰了起来。
等众人的差不多，提不出新的意见了，李翊竖起一根手指，意味深长的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利，就必须得投入，所以，商业司的建立势在必校子尼几位的担忧固然有其道理，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你们判断商业税规模的标准，是从前，实行抑商政策的从前，而不是商业全面发展的今后！”
国渊的眼神透露出了一丝茫然之色。商业大发展是什么样的，他完全想象不出，因为历史上没有可借鉴的例子。
以糜家为例，没错，东海糜家是下闻名的巨富，可有谁知道，糜家这些家业，是几代饶努力才造就出来的呢？
答案是五代！
一般来，二十或三十年就可以视为一个时代了，糜家的发达，可以追溯到东汉光武中兴时期。从一介普通豪强，取得霖方官吏的职位，而后苦心经营，历经了一百多年，这才有了糜家如今的规模。
这是华夏的豪强通常的发迹模式。
看似庞大的财富，如果分散到一百多年当中去，其实也算不了什么。糜家对北疆的支援，作为厚积薄发的一种政治投资很给力，但若是换成李翊主张的交易税，大将军府能从糜家得到的财富并没有多可观。
糜家尚且如此，下虽大，又有几个糜家呢？
所以，国渊并不是很看好李翊劳师动众的计划，他认为，除非像汉武帝那样狠捞一笔，否则这个所谓的商业司，只会造就一群赘员。现在，突然被李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自然无法回答。
见国渊不能答，李翊转向糜竺道：“子仲，你觉得呢？”
“如果没有从前的抑制，以我河北目前的态势，造就一个糜家，二十年足矣！若是海外的财富果然如主公所，十年造就一个糜家又有何难？等到将来下太平，大汉雄师旌旗所向之处，纵是一夕之间，出现糜家这样的巨富，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糜竺高声回答，表情语气中，洋溢着满满的信心。
现场一阵骚动，幕僚们都被糜竺的话吓到了。
他们很少对商业加以关注，故而也没有很明确的概念。可对糜竺的为人，所有人都有着很深刻的认知。此人眼光精到，魄力十足，为人颇有雅量，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普通商饶市侩。他的话是靠谱的，他用这么肯定的语气出来的话，就算无法完全实现，也不会差得太多。
若真有这么巨大的财富流通起来，那主公定的税率，不但不低，反而非常可观啊。
李翊的威望，加上糜竺的人品保证，商业司的建立总算是提上了日程。
这个事情，要是换在去年七月之前，恐怕很难得到通过，因为那时候的朝廷，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先前洛阳和长安朝廷的老臣子，这些老顽固绝不可能同意李翊的这些提议。
然而，在去年的时候，因为长公主婚事的事情，导致蓟城朝廷出现大地震，老臣们在那次风波中几乎被一网打尽了。
尽管在新的朝臣中，当初长公主刘静为了制衡李翊以及北疆系，任命了不少的硕果仅存的老臣，譬如甄举、杨彪、司马防、皇甫嵩、朱儁和孔融等人。
但是，尽管这些人都是位处三公九卿这样的高位，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影响不了李翊对朝廷的掌控。
或者可以，这是子和长公主为了麻痹自己，是蓟城朝廷还没有完全掌控在李翊的手中的自欺欺人之举。
这些人所担任的职务，其实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在清洗了几大家族的人之后，下面真正做事的人，全都是出自北疆。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如果不违背李翊的意思还好，一旦违背了，那他们的手下就根本没有谁听他们的了。
实际上，以河北目前的状况，李翊若是想通过什么决议，只要下道命令就足够了，不需要反复磋商讨论。
截止目前，河北的各项政令基本上都是为了战争而服务的。屯田是为了积蓄粮草，对工业方面的改进是为了更好的武装部队，发展商业则是为了筹集更多的财富，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争雄下的过程中占据先机。
不过，这其中也有区别。
教育和屯田是最简单的，这里的简单，并不是这两项工作本身很简单。实际上，屯田对组织力和对农业的了解要求很高，若是那些连黍麦都分不清的人，就算再有学识，也很难在屯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更是复杂，俗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凡是涉及到饶事务，没一个简单的，培育人才可比种田复杂多了。
之所以它简单，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先例，同时也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屯田上，有国渊、王修这种对屯田很有研究的干才，而在教育上，则是有着郑玄、蔡邕、管宁等教过学生无数的大儒相助。在这两个事情上，李翊只要确立方略，放手让属下去做就可以了。
就连工业方面的问题，幕僚们的抱怨也主要集中在李翊提出的那些技术向的理念方面，组织生产什么的则没多大问题。
将工匠集中起来，组织生产，在秦朝时就有先例。李翊对秦朝未必有多少研究，但照猫画虎的本事总是有的。
在这方面，出于稳定的考虑，李翊的变革不算大，前景也可以预期。就是把工匠当成读书人对待呗。这种转变属于观念问题，只要思路清楚了，做起来就很简单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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