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内气氛严肃，墙壁上悬挂着巨大的鄂省军事地图，上面贴满了各种颜色的标识和图钉，清晰标示了近一个月的军事行动轨迹。行营主要官员、军事长官及各部队代表齐聚一堂。主持会议的蒋先云，虽面容略带疲惫，但眼神锐利，身姿笔挺。
“诸位，”蒋现云声音沉稳，开门见山，“自八月初行营下定决心肃清本省匪患，以安地方，至今已整一月。今日召集大家，旨在汇总成果，检视得失，以利再战。下面，就请各方面先行汇报。”
一位参谋军官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持指挥棒：“禀报主任，各位长官。一月以来，我行营所属各部，秉承既定方略，采取‘重点进剿、分进合击、穷追猛打’之战术，对盘踞于鄂西、鄂北、鄂南及省际交界地带之主要股匪，发动了大共计四十七次战斗。”
“其中，决定性战役为八月下旬对盘踞恩施地区野三关之国汝洲匪部的清剿。此役，我第13师出动精锐，长途奔袭，巧妙设伏，内外夹攻，经一夜半日激战，彻底捣毁其巢穴。击毙匪徒三千余人，俘获七千余众，包括匪首国汝洲及其核心头目十余人。缴获枪支弹药、粮秣物资无算。国汝洲匪部至此已宣告覆灭。”
“此外，对窜扰于巴东、秭归一带之贺国祥、卓鸣皋等人被我13师在巴东擒获，其余残匪我军正在和保安队全力追剿，目前已将其驱入川鄂边境深山，其覆灭指日可待。其他方向，如黄冈、孝涪咸宁等地之股匪，或遭重创，或闻风溃散，大部已被击溃，零散匪徒正由地方保安团队清乡搜捕。”
“初步统计，一月内，全省共雹伤、俘匪徒约余人，缴获各类枪支逾9500支，士气民心为之大振。”
周亦云听完汇报，沉吟片刻，目光扫过全场：“诸位，一月之功，成果斐然，应予于肯定。尤其野三关一役，打出了我军威风，震慑了四方宵！前线将士之功，行营必按功叙奖。”
接着周亦云话锋一转，语气更为凝重的道：
“然，匪患如疥癣，易反复而难根除。今各部皆有收获但是股匪患依然逃窜，保安团战力堪忧，我决心整顿整个鄂省保安团，划归武汉行营指挥，缴获的武器弹药皆用于整训保安队，并且改革兵役实行3月预备役，18岁到50岁分批入伍受训，要学会人人包围乡里。
就在武汉行营总结剿匪成果，全力肃清残耽巩固地方之时，全国的视线却更多地投向了另一场规模更为浩大、意义更为深远的战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司令，正亲自坐镇南昌行营，指挥数十万大军，对赣省红党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周亦云的的主持下，武汉及鄂省大部分地区却呈现出罕见的安宁与蓬勃发展的景象。其轰轰烈烈且卓有成效的剿匪行动，通过报纸报道和鄂省政府宣传，极大地震撼了全国各界。
在普遍深受兵灾的华夏、匪患、动荡之苦的大环境下，一个社会治安良好、秩序井然的武汉，仿佛成为了一片令人瞩目的民国净土。这一难得的稳定环境，立刻转化为了强大的吸引力。
上海、津、广州乃至海外的资本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武汉。相较于其他地方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武汉的安全优势变得极具诱惑力。资本的性是趋利避害，安全是最大的营商环境。
在武汉这里不仅拥有九省通衢的绝佳地理位置和长江汉水的水运、初步发展的铁路等交通优势，如今更拥有了令人放心的治安环境。这“时、地利、人和”的叠加，使得武汉的投资价值急剧攀升，于是在后续的很多工厂主在选择新建厂区或迁移产业时，首选目的地便是武汉，由此形成了一个个产业。
在这一背景下，周亦云立马开始学习现代的工业园制度，他果断抓住他创造的历史机遇，在武汉规划并大力推动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区。这一举措，不仅仅是建立几个工厂，而是系统地规划土地、建设基础设施（道路、电力、供水）、集中布局轻重工业厂区，旨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在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上有这么一条，武汉政府在周亦云的实践下，在民国时期开创了华夏自主规划建设大型工业区的先河。它标志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飞跃，从过去的零星设厂、分散布局，向有计划、成体系、集约化的现代工业区模式转变。这一切的基石，正是武汉行营强力剿匪所带来的稳定秩序。
因此，尽管南昌的“围剿”战事正酣，武汉却悄然成为了民国时期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亮点和样板。它表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安全与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武汉的短暂繁荣，为其日后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也为在经历了动荡的民国时代之后的新华夏提供了一种关于治理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武汉的发展并不能推行到整个华夏，其未能从土地上根本上解决问题，土匪往往与地主阶级相结合，导致匪患循环往复。所以在新华夏成立之后党和人民发起了广大的人民剿匪战争它是一场彻底埋葬封建时代社会顽疾、重塑基层社会秩序、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铺平道路的战略行动。
它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得到人民衷心拥护的中央政府，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任务，为后来的华夏经济奇迹打下了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基石之一。这场斗争的胜利，是红党和新华夏对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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