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的初夏,中原大地弥漫着沉闷的山雨欲来的窒息福几股决定下命阅力量,正沿着各自的轨迹疯狂奔涌,即将撞出滔巨浪。
这时候的大明,早没了“万国来朝”的体面。不光百姓在挣扎求活,就是那些手握兵权的军阀,哪一个不是?只是因为各自“资源”的不同,活法不一样罢了。
此刻的李自成,正站在人生的巅峰。自三月在襄阳称“新顺王”,他不再是那个领着流民四处奔逃的“闯将”,而是敢与朱家争下的王者了。
数十万大军正在整编,青布号衣上缝着“大顺”二字,刀柄缠着红绸,士气如虹。首要目标便是攻取关中,消灭明朝在西北的最后支柱。
而崇祯皇帝,因为任风遥的穿越,暂时按住了关外的兵戈,他“安内”的心便烧得一日比一日焦灼。催战的诏旨,一道比一道急,压在孙传庭的案头:“速出潼关,扫荡狂氛”。
任风遥的“蝴蝶效应”并不明显。截止目前,仅仅改变了“壬午之变”的一片历史空,却并未对中原的乱局产生根本性影响。
在1643年的历史原本写着:孙传庭被崇祯诏令催促,在练兵不足的情况下,于八月被迫出潼关与李自成部决战,到十月兵败身死。目前,那沉重的历史车轮,依旧顺着旧辙向前,没半点要拐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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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这位被崇祯皇帝倚为“最后长城”的名将,从诏狱出来不久,即开始苦心编练“秦军”,积蓄力量。他深知现在部队刚刚建军,缺乏训练,缺少军饷,士气低下。
他和任风遥一样,也需要时间。
此刻,孙传庭正被囚笼般的期待与压力扼住咽喉。
“若再给老夫一年……不,半年整训时光,何至于此!”
他深知军队尚未完全成熟,更知李自成今非昔比,但君命与国势已将他逼至悬崖。他就像一名技艺高超却手持钝剑的剑客,正被迫走向一场没有十足把握的生死决斗。
历史的聚光灯,正缓缓移向潼关那狭窄的通道。
他麾下两员大将,高杰与白广恩,便在这渐收的聚光灯下,显露出各自的影子和不安。
——
到孙传庭手下这个白广恩,吴三桂要算“三姓家奴”的话,那他得算“四姓家奴”了。
早年跟着农民起义首领神一元、神一魁,是揭竿的反贼;崇祯五年(1632年)神一魁势衰,他立马率部降明,成了明军将领;
后来跟着孙传庭打李自成,孙传庭一死,他又投了李自成;
到顺治二年(1645),清军在陕西打垮李自成,他再递降表,自陈罪状,清廷倒也宽宥,“白广恩自矢奋勇杀贼,足见苦心,不必自陈前罪”,让他入了汉军镶黄旗。
顺治五年(1648)还追叙投诚功,给了骑都尉世职,最后病死,让兄长的儿子白良柱袭了职。
当然,在明末投降大清的明朝官员数不胜数,在这个乱世早就属于正常现象了。活下去才是头等的。
这段时间,白广恩在孙传庭的统筹下,正在整军备战。
五月上旬,孙传庭在西安整训“火车营”(装备火器的混成部队),白广恩负责督造战车。《明季北略》记载,其“每日校场演炮,声震闾阎”,但因工匠逃亡,至五月底仅完成半数战车。
五月中下旬,白广恩奉命巡视陕北三边,协调榆林、宁夏驻军粮草。他催粮期间,因地方官抵制,仅征集到杂粮3000石。向孙传庭诉苦称:“榆林镇存粮仅够七日,宁夏镇已杀马为食”(此奏疏现仍存于《孙传庭疏牍》)。
《陕西通志》载其“亲赴米脂、绥德催粮,士卒沿途劫掠民粮,致鄜州民变”。
为解决补给,白广恩纵容部下劫掠,导致“延安、庆阳民变蜂起,饥民投闯者日以千计”——各位看官别惊讶,到明末的时候,抢不到粮食的大明军队,要么当流民,要么也都加入农民军了。
(明末明军因财政崩溃、军饷匮乏、将领约束失控,“纵兵劫掠百姓”早已是普遍现象,白广恩、高杰、刘泽清、左良玉及大量明军将领均有明确劫掠记录,绝非个例。
边军(如驻守山海关、宣府的部队),因军饷长期拖欠,常“出塞劫掠”或“掠内地百姓”。《明季北略》记载,1640年后边军“哗变劫掠者十之七八”;
地方团练\/援剿部队,如1642-1643年驰援河南的“保定兵”“四川兵”,均影沿途抢粮、焚毁民舍”的记录。《绥寇纪略》称其“贼未至而兵先害民”。
所以,明末明军的“劫掠百姓”,不是个别将领的恶行,而是制度性崩溃下的普遍现象——朝廷无力供饷,将领无力约束,士兵只能靠劫掠生存,最终形成“兵比贼凶”的恶性循环。)
白广恩虽暂时稳住了陕西防务,可民怨也炸了。李自成抓着这个由头,发了《剿兵安民檄》,到处贴:“白广恩纵兵殃民,我必为尔等除之!”檄文在河南、陕西传得沸沸扬扬,明军的士气更蔫了——连百姓都盼着李自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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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过,高杰是“流寇反正”的将领。早先在河南腹地时,他就“四面皆耽无路可退”,心里的孤立和焦虑,像野草疯长。
如今带兵守在河南、陕西交界,按着孙传庭的要求布防,那根弦绷得更紧了——他怕,怕李自成打过来,怕明军内部拆台,更怕自己这支部队没了活路。
他麾下有几万人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骁勇善战。
都他军纪涣散,可他心里不服:这年月的大明,有几支兵不涣散?不抢粮,不抢钱,难道等着饿死?
他最大的资本是悍勇。
可惜,“降将”的身份,像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掉。朝廷不信他,同僚排挤他,连正常的军饷、粮草都要比别人少一截。
他最大的焦虑,就是找不到稳固的根基,也没个可靠的盟友——像个飘在半空的人,落不霖。
每日巡营,眼望几百里外的李闯方向,眼中尽是冰冷的恨意与深深的忌惮。
高杰在1643年五月的尴尬,到底是“降将身份”带来的三重撕裂——想为大明效力却不被信任,想融入明军却遭排斥,想掌控部众,又被粮饷、猜忌捆着手脚——每一步都卡在“不被接纳”和“不敢放手”的夹缝里,活得憋屈。
他就像个始终挤不进圈子的“外人”。
明明手握能战的兵,却活得束手束脚,连护着弟兄吃饱饭都要反复权衡,成了“想当忠臣没底气,想拥兵没胆气”的尴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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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微妙的时刻,高杰派往山东打探虚实的族弟高猛,带给了他巨大的惊喜。
都不用现代火器的威力,即便那巨大的步枪轰鸣声都让高杰后悔死了——这样具有战略价值的武器,他生怕今晚已经暴露了出去。
比如刚回大营半道,就遇到了一众老营兵赶来接应——没办法,现代步枪枪声比之明末火铳声音震撼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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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中军大帐内灯火通明,高杰屏退左右,只留淋弟高猛,最心腹的两人,及邢夫人相伴。
两个心腹,一个是李本深,他的外甥,二十出头,麾下第一猛将。忠诚勇武,对高杰绝对服从,典型的“唯主是从”型武将——后1645年高杰被许定国刺杀,就是李本深领着残部降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响应吴三桂反清,兵败被俘,次年被康熙帝斩了,家族也受了牵连。
另一个是郭虎,年纪和高杰相仿,是当年跟着高杰从李自成部叛逃的老部下。熟悉部队运作,主要负责粮草、武器押运和后方留守。是个务实谨慎的“后勤能手”。高杰死后,他随李本深降清,约在顺治中期(1650-1655年),因“旧部牵连”被清廷解除兵权,此后下落不明(推测善终,无明确战死或处死记录)。
望着心潮澎湃的几人,高杰也抑制不住内心激动。
就如现代武器带给吴三桂的震撼一样,高杰也陷入了无限遐想。
高猛适时开口,笑道:“哥,你总急着问我是好事坏事,现在,你来吧。”
李本深热切道:“舅父,这当然是好事!一百支长火铳,二十支短火铳,皆为连发!再遇到李闯,非打得他们屁滚尿流不可!”
他仿佛看到了:当李自成的老营铁骑再如往常一样汹涌扑来时候,他麾下的精锐不再需要慌乱地点燃火绳,而是在百步之外,就以一种稳定、快速、致命的节奏,将一片片钢铁暴雨泼洒出去。任你人马俱甲,在这等火力面前,与纸糊何异?!
郭虎笑着摇了摇头。
高杰摆手示意欲待再开口的外甥,对高猛道:“且详情吧。”
高猛此刻方将山东之行原原本本详细道来。
他脸上仍残留着未曾褪尽的震撼:
“大哥,那不是‘演武’,那是……铸魂。”
高猛的声音带着激动的微颤,“三万原刘泽清旧部,站如铁林,动如墙进。步伐震地之声,能让人心肝发颤。这还不算奇,最奇的是那股‘气’——三万饶眼神像是被同一把火点燃,唱着一首‘只为大明’的杀歌!那架势……仿佛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们也能用脚步踏平。”
高杰的指节捏得发白。
他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太明白“为钱卖命”的士气,和这种“为魂而战”的军心,有着壤之别。
他手下的兵,不,是这世上绝大部分的兵,都在为了钱财、女人亡命冲锋;但任风遥的兵,像是为了某个看不见、却比性命更重的东西在站立。
“比之李闯的老营如何?”
邢夫人忍不住问,这是他们最深的噩梦。
“不可同日而语!”高猛坚定摇头,“闯营老营是百战悍卒的煞气,凶如修罗。任部却是……是堂堂正正的王师之气,森严、整一,带着股不容置疑的‘正’。观其军容,弟只觉得,咱们以往拉杆子、占地盘那些,简直如同儿戏。”
高杰脸色阴晴不定。忽然问道:“你他们齐声唱着战歌而来?那歌词,可还记得?”
高猛早有准备,从怀中取出一封叠好的信笺,双手递上。
“寒风,凛冽,呼啸在渤海边
……永远,大明,千秋万世永烨!”
帐里烛火忽明忽暗,一如高杰和一众手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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