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烛火微晃。
崔师爷轻轻捋了下胡须，禀道：“好叫公子知道，近来接到的——各家商号订货单已经堆成了摞。但是，皆同时提及了同一难处：货难运出。”
任风遥端着茶盏的手微微一顿。他想起之前与众人商谈开通海路时，曾谈及陆路商路凋敝、漕运崩坏之事，不想这么快，这难题已实实在在地堆在了自己案头。
他轻啜一口茶，问道：“运输一事，向来由谁负责？买方？卖方？还是另有规矩？”
崔师爷逐一分析道：“回公子，主要分成几个形式。最常见的是货主自行委托，商人自雇船户梢手，签订契约，讲明货物、起讫与运费。而船户作为‘承运人’，只管航行安全，若遇盗匪灾导致货损，往往可以免责。
其次，也有买卖双方协商，由买方自派船只提货。”
任风遥放下茶盏，指尖轻敲桌面，切入核心，“李大哥，从情报看，如今从山东往...以江南为例吧，往江南走运河，商人们具体会遇到哪些问题？”
一旁的锦衣卫千户李鼎，摊开面前一本厚厚的簿子，接口道：“公子，此事卑职与师爷已初步梳理。商旅之难，可归结为三类：
他对照簿子，条分缕析：
“其一，战乱匪患。李闯虽暂退河南，但其游骑与探马仍不时出没于曹县、单县一带运河区域。正月里，曹县段就有商船七艘被焚，三十余人罹难。当此乱世，漕运沿线更是汇聚了各地的溃兵。这里，很多人为了活路，脱下号衣便成了匪，专劫夜泊商船。上个月，鱼台县一船主因反抗‘假官兵’搜查，便被砍断了一臂。”
“其二，”李鼎顿了一顿，肃声道：“乃制度腐败。”
李鼎翻过一页，语气转冷，“朝廷有制，漕运优先军粮。多地闸官便以此为借口，经常借机封闸勒索。很多商船动辄滞留旬日，鲜货尽腐。”
李鼎指着一页记录，愤愤道：“相较以往过闸费法定二两，各地闸官早就私下将费用涨至五六两，多出银两尽入私囊。自济宁至徐州，四百里沿途，税卡竟有二十余处，多为地方豪强私设，强征‘验货’、‘助饷’银钱。”
任风遥听得有些触目惊心，无奈打断：“税卡竟有二十余处？多为地方豪强私设？何解？”
李鼎听出任风遥理解了字面意思，却不敢相信判断，指着舆图，语气沉痛：“公子，朝廷在济宁至徐州段，法定的钞关不过一二。但如今，从总兵私设的‘助饷哨’，到知县加派的‘河防捐’，再到闸官勾结地痞立的‘验货厂’，林林总总，竟有二十余处！商船每过一‘关’，轻则剥去数两银钱的利润，重则借口货物违禁，直接扣押大半。”
任风遥有些气乐了：“这不成了明抢了吗？！”
李鼎与师爷对望一眼，默默无言。
任风遥无奈，又问出一句很“真”的问题：“朝廷不知道这些乱象吗？没人管管吗？”
崔师爷不由苦笑：“我的公子爷哎。朝廷自己就是“私设税卡”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益者之一。能管吗？当年万历帝自己就派太监到全国各运河要道随意设卡收税，所得大部分进入皇帝私人金库（内帑）。皇帝都亲自下场这么做了，各地方官员还不有样学样啊！”
李鼎悲愤道：“从漕运总督衙门、沿河各省的巡抚、布政使，到府、州、县官员，再到卫所军官，几乎全部深度卷入运河利益链了。他们或直接设卡，或纵容亲属、胥吏设卡，然后坐地分肥。”
任风遥听明白了，这是从上到下，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分赃集团。你让这个集团中的一员，去查处集团本身的财源，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圣旨即便发下去，从省级大员到基层胥吏，所有人都会阳奉阴违。因为他们深知，朝廷既没有足够的“忠臣”去执行，也没有足够的“嫡系部队”去镇压反抗。皇权在地方，已经让位给了枪杆子和钱袋子。
任风遥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园中的空气，问道：“还有吗？”
李鼎点点头：“其三，就是河政废弛。朝廷久未拨付足额河工银，会通河山东段现在多处淤浅。去岁黄河决口余患未消，今年春夏水情不明，航道既浅且险。更有堤坝年久失修，商船航行，无异于闯鬼门关。”
任风遥面色凝重，暗暗思忖：原来要打通运输线，看似商业问题，实则还是归结到政治问题了！
漕运这根帝国血管，如今被各方势力当作了抽血的管子——朝廷要抽血以充军饷，地方官府要抽血以饱私囊，溃兵匪类要抽血以求生存。最终，所有负担都压在了试图流通货物的商人身上。这已不是简单的治安或吏治问题，而是王朝末路，系统性的崩溃。
他看向李鼎，继续深问：“沿途哪些地方属于高发区？破坏最大？”
李鼎再次展开簿子，走到墙边悬挂的运河舆图前，手指点出五个关键节点：
“第一处，临清闸群。簇为漕粮北运、商货南下的总汇。
“第二处…
“第三处…
李鼎见任风遥摆手，便停了讲解。
任风遥闭目沉思。从李鼎和师爷的汇报来看，从山东往江南，对商人来，这哪里还是商业运输了？分明是一场以性命和全部本钱为赌注的绝望赌博。
他脑海中飞快盘算着解决路径：
“军事上，山东境内我可直接以钦差身份，调集卫所兵，甚至派锦衣卫精锐，对溃兵、水匪进行清剿，建立护航机制。但一出省境，便需与南直隶兵马协调，或借助……”他想到了郑芝龙，但海运涉及海禁国策，需从长计议。
“行政上，山东段可强行推挟过闸新规’，公示费用，严惩贪墨。可到了淮安、扬州，那是漕运总督直接管辖的地盘，我的钦差关防能有多大效用？……”
忽然，他想起之前与顾炎武交流下人才时，顾炎武曾带着惋惜又怀有期待的语气提到过一个人，适合将来梳理漕运。
任风遥倏然睁眼，问道：“李大哥，有个叫路振飞的人吗？此人现在何处，任何职？”
李鼎一愣，不知公子为何突然问起此人，稍加回忆，恭敬答道：“回公子，确有其人。路振飞，字见白，北直隶曲周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此人以刚直敢言、精通实务着称。曾任御史，亦曾上疏痛陈漕运积弊。现职.....卑职不确定”
任风遥快速在空间“神识”浏览：“....《明史·路振飞传》载：‘振飞慷慨负气，遇事敢为。’崇祯十六年任漕运总督时，‘时漕政大坏，振飞力为整顿，劾贪墨，浚河道，然势已不可为。’”
“《明季北略》中有一段记录颇值得玩味：‘路见白督漕淮上，知下事不可为，尝私语幕僚：「吾辈尽人事，听命耳。然漕运一脉，关乎北都存亡，不可轻弃。」’”
“野史《荷牐丛谈》则记有一件事：‘振飞性俭，官袍常浣而穿之。有闸官献金贿，振飞怒掷于地，斥曰：「此民脂也，汝欲污我耶？」’”
任风遥退出空间，目光深邃。路振飞——一个在王朝末日试图力挽狂澜的能吏，一个清醒却无奈的悲剧人物。
就是你了！
任风遥心中渐次分明：
漕运本身是垂直管理，权在朝廷，非地方可擅动；沿途匪患，根子在民生凋敝；至于贪墨横行，早非刑律所能框限，实已蚀及崇祯朝的国本了。至于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农民军”问题，已经不止于是民生问题了....
若单以雷霆手段扫清一两次货运之障，保一时一路之安，并非难事。然那不过是扬汤止沸，绝非釜底抽薪。
任风遥想的是，当如古之善战者：藏，则九地之下，动，则九之上，犁庭扫穴，一举廓清这扼住华夏咽喉的交通死结！
他抬眼看向李鼎：“李大哥，有劳代我约请沈同知一会吧。”
李鼎见任风遥神色间淡定沉稳，气度已迥然不同，心知他已有了通盘筹划，便欣然点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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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风遥所邀的，正是那位名动缇骑的锦衣卫指挥同知、北镇抚司理刑官——“惊雷手”沈墨言。此人位列锦衣卫十大高手第四，奉旨督办山东及周边数省重案，缉捕要犯，权柄赫赫，令人侧目。
前番两次颁旨，后又助任风遥邀护工部官员赴“山东国计民生发展大会”，任风遥确实欠着沈墨言人情。此人虽不见于任风遥所查的史料，但据李鼎所言：行事谨慎周密，出手却雷厉风行，武艺超群，对皇上忠心不二，深得指挥使骆养性信重。
如果单论锦衣卫内的职衔，任风遥的“指挥同知”与沈墨言乃是平级。然而，任风遥加“钦差提督山东军务”这八个字，其权位便已凌驾于沈墨言之上。这便是大明官制职官职”与“差遣”的精妙之处：官职定品秩俸禄，差遣授实权事任。
当然，这里还有个对比维度的问题：沈墨言的差遣是北镇抚司理刑官，乃锦衣卫的“司法主管”，权责集中于诏狱刑案，是部门性、专业性的权威。而任风遥的差遣是提督山东军务，代表皇帝总揽一省军事、治安、防御，凡与“军务”相关者——剿匪、漕运安全、卫所整饬——无不在其辖下，这是地域性、综合性的统治之权。
就好比两人同是“陆军中将”，沈墨言便是“军事法院院长”，而任风遥则是“东部战区总司令”兼“中央特派巡视组组长”。在山东地界，若无圣上明旨要求配合，即便是沈墨言，其权柄也难免被任风遥的钦差光环所笼罩，地方机构必先听命于任风遥。
反之，一旦出了山东，沈墨言那代表锦衣卫中枢的“专职”身份，在调动全国缇骑力量时，反比任风遥更为名正言顺，如臂使指。
任风遥此番要借的第一把“刀”，正是沈墨言身后那张覆盖下的锦衣卫罗网。
任风遥正在书房中静静品茗，丫鬟兰芷悄步而入，躬身禀道：“公子，沈大冉了。”
任风遥闻言，放下茶盏，含笑起身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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