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宣和二年大宋朝廷输掉大名府之战被迫向同舟社割地求和后，被东平府和开德府相夹的濮州便成了大宋的最前线。
此后，朝廷在濮州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筑了大量的烽堡，并参照河北路御辽故事，于边境兴修溏泊工事，以期防住同军的炮营长驱直入。
至于此举对攻坚能力极强且配有专业工兵营的同军来，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也只有经历了大战的检验才能知道。
随后，大同帝国以各种借口屡屡挑起事端，数次经开德府南下威胁开封府，位于开德府东侧的濮州军民也一再受到惊吓。
但同军似乎对近在咫尺的濮州并无兴趣，数次南下都只是分出少量兵力向东牵制当地守军，而没有进入濮州境内一步。
其实，同军的行动异常很容易理解。
同宋两军战力相差巨大，优势方的同军根本不惧来自侧翼的袭扰，而弱势方则只敢躲在烽堡城池中瑟瑟发抖，更不敢挑拨强大的同军。
既然由开德府直接向南攻入滑州就能顺利威胁开封府，同军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攻打东面的濮州呢？
形势如此，濮州的战略地位便尴尬起来。
确认京东西路的防御体系无法对开德府方向的同军形成有效牵制后，大宋朝廷索性大幅度削减了投向濮州的战略物资。
宋军的士气和战力一直都是靠真金白银来维持，朝廷大幅削减防务开支的结果，便是分润到各级将校和底层丘八们手中的钱财急剧减少。
濮州守军之前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应付差事，这下连差事都不愿应付了。
一些人将手伸向有限的防御工事维护经费上，更多的人则对大同的渗透视若无睹。
也就是徐泽考虑到濮州离开封府太近，不想过度刺激赵宋君臣脆弱的神经，才没有让共建会的活动公开化。
身在信息闭塞的后方，平头百姓有可能会被官府的宣传蒙蔽。
但处于一线的濮州军民却有自己的眼睛和鉴别力，同宋两国谁强谁弱，在那边的日子更好过，百姓们自有判断。
随着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势越发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军民也与日俱增。
而在朝廷迁都之后，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势。
袭庆府之乱表面看是知府徐处仁尸位素餐不修战备，守军贪生怕死无胆迎敌，让一个并不大的仙源县突发事故都能引发举府兵马溃逃的恶果。
实际却是宋军深入骨髓的惧同情绪在朝廷主动迁都避敌后的大爆发。
堂堂子与衮衮诸公都没有直面大同帝国的勇气，凭什么要求贱如罪囚的底层丘八们将自己的脑袋送给注定打不赢的敌人砍？
因而，袭庆府的问题绝非个案，同样处于大同帝国半包围的濮州肯定存在类似的问题，差的只是另一个“仙源县之乱”让守军解脱罢了。
濮、济两州相连，刚刚接下经略济州、单州、濮州和广济军四地重任的大宋新任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对濮州的情况自然不太陌生。
为了不让濮州成为下一个袭庆府，其人走马上任后就立即着手整顿其地的防务。
大战将起，苏副经略使也不敢玩太大的动作，只是范围内轮戍济州与濮州两地的军队，并严格控制补给以向濮州守军略微施加压力。
行政上，则严令濮州各县乡重新建立早已名存实亡的保甲制度。
苏迟虽有为大宋尽忠之心，却不是傻子。
其人非常清楚大宋积重难返，没有朝廷大军来援京东西路根本守不住。
实际上，苏迟就没有指望经过短时间的整顿，濮州守军便能血战不筒住同军。
其人只希望他们老实守住防区，同军没进攻前别自己吓跑自己，若是遭遇同军入侵，起码要先向济州发出预警再逃。
至于之后的事，也只能尽人事听命了。
大同正乾皇帝发布《讨宋檄文》并御驾亲征的消息传到济州，苏副经略使就知道为国尽忠的这一终于要来了。
《讨宋檄文》发布的第三，同军第四军就由开德府自西向东攻入濮州鄄城县境内。
用“攻”并不准确，因为这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宋军的守烽官兵发现同军大部队开来，当即点燃了烽火，算是对得起大宋发的军饷了。
随后便大开堡门，丢掉武器出堡有序列队，老实等待同军接收。
消息传至濮州治所鄄城县，仅有极少数外地官员随知州老爷逃跑，其余绝大部分人则平静地接受了濮州即将易主的事实。
待解珍率军到达鄄城时，城中文武已经在知县王伦的带领下出城跪迎王师了。
这个王知县和大同正乾皇帝还有一些交情，正是出自莘县王氏的王伦王正道。
十三年前，王伦受徐泽之邀，与闻焕章一同随同舟商社出行辽国，也算是与正乾皇帝和同舟社的开国元勋们同生共死过。
任务完成后，其人便与徐泽分道扬镳，凭着行辽之功换得范县县尉一职。
历两任，考绩皆中上，本有极大几率继续在京东任职。
可徐泽突然造反大败朝廷军队，强行割占河北两路和东平府等地，王伦家人所在的莘县（属于大名府管辖）从此便被同舟社接管。
同舟社行事虽然异于一般的造反组织，但总体上来极讲规矩。
莘县王氏虽然出过“全德元老”宰相王旦，但到了王伦这一代早已没落，田产不多，并没有受到同舟社的苛待。
不过，朝廷却因为王伦家人沦为敌国之人，且其人之前曾随徐泽出行辽国，疑其会有二心，不敢将他继续留在直面同舟社的范县，乃迁其人任事江西南路。
两年后，徐泽北伐灭辽，并在燕京建立大同帝国。
京东西路形势骤然紧张，被众多官员视为任官险地，一些人想尽办法调走，大宋朝廷急需通晓敌情又有胆略的俊杰守御濮州。
之前在范县尉任上有亮眼表现的王伦这才又被朝廷纳入视线，将其调回濮州知鄄城县事。
可惜，到了这个时候，徐泽大势已成，大宋朝廷都在正乾皇帝脚前匍匐，王伦这个边州附郭县的知县又能有什么作为？
经过这十几年的官场蹉跎，其人也早看清了形势，彻底没了幻想。
濮州若没有易主，他就为大宋好好治理地方。
若是同军打过来，其人就随众人投降。
王伦自认为官以来，所任皆有所成，已经对得起赵官家的恩遇了。
至于振兴家族的重任？
十几年前，曾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其人面前，可惜……
唯一令王伦难堪的，受降者会不会是当初一起行辽的商队故人？
其人显然是多虑了。
同军第五军军正牛皋倒是王伦的老熟人，但牛军正坐镇开德府管控大局，濮州这种级别的“战”哪里用得着他亲自出面？
而接管濮州的师正解珍是登州才加入同舟社的“新人”，根本不认识他王伦。
饶一生总会面临能够决定终身的命运十字路口，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选择“最正确”的道路，难受的是一旦选择了便没有后悔药。
济州治所巨野县，大宋知济州事兼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也在面临艰难的选择。
濮州守军对得起苏副经略使的信任，经过整顿的他们远比袭庆府的同袍们更靠谱，一直坚持到了同军入侵都没有崩溃。
甚至，还及时向济州发出了示警信息。
但未发一矢就直接投降的“战果”，还是打了苏相公一个措手不及。
而同军这次一反常态，放弃了以往经滑州南下直接攻入开封府的战略，先攻打濮州扫除外围，就使得以东线任城为重点的济州洸水防线变得很尴尬了。
苏迟不得不考虑同军跳过无险可守的郓城，由东平府和濮州水陆两进直接攻打济州治所巨野县城的可能性。
其人并没有守住济州不失的奢望，只想尽可能多拖住同军几就校
术业有专攻，巨野县城中兵微将寡，若遇同军突袭，十有八九会当场崩溃。
若是如此，自己又如何对得起子的信任和重托？
战局急剧变化并没有给苏副经略使多犹豫的时间，仅仅两个时辰后，濮州雷泽县发生兵变知县弃城遁逃的消息就传到了济州。
雷泽县在濮州东南侧，同军据有雷泽后，无论是南下拿下广济军，还是东进攻打巨野县，都只是一步的事。
到了这个时候，死守洸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苏迟只能急召驻守任城的京东西路兵马副总管范琼赶紧率军回防。
但济州形势大坏，已非人力可以挽回。
苏迟派出的信使还没有赶到任城，西北面就再次传来了急报：
郓城县土豪晁盖聚众造反，已攻入合蔡镇截断官军退路。
晁盖是郓城县坐地分赃黑白通吃的一方好汉，在整个济州黑道都有名气。
李子义大闹京东路后，为限制反贼的活动半径，大宋朝廷逐步加强了对京东西路的治安控制，导致晁盖手中的很多“生意”无法继续。
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晁盖的保护伞——郓城押司宋江也因新任知县的刻意打压，活动能力骤减。
而朝廷屡战屡败后挖空心思不断加税，即便是包税自肥的晁盖等人也面临百姓逃难收不到税的困扰。
这段时间是晁盖和宋江此生最灰暗的日子，事事不如意，过得相当憋屈，但在朝廷的严密盯防下，二人也只能做个老实“顺民”。
再后来，徐泽与朝廷公开决裂，同军一战震下，软弱的大宋朝廷只能割地赔款以求平安，其中就包括紧挨济州的东平府。
如此一来，济州由后方变成了前线，抵御外敌的压力大过了内部客观存在的矛盾。
守土有责的济州官府迫切需要团结境内各种力量，以防范“同贼”对济州的渗透，并在关键时刻挡住同军的进攻。
由此，勒在晁盖等人脖子上的绳子终于松去，还因为官府要求重建保甲加强巡防，让其人获得了少量的武装力量，家业再次做大。
而宋江身在县衙之中，每月都要亲手处理大量的钱财账簿数据，最是清楚大宋基层组织饮鸩止渴的现状。
另一边的同舟社却是是欣欣向荣，对比不要太强。
得知恩主时文彬出任东平府知府，且同舟社治下吏亦有机会为官后，其人便毅然做出了放弃大宋主动投奔同舟社的心思。
出逃前，宋江找过自己的结义兄弟晁盖。
晁盖当然也想谋富贵，但其人身为土豪，根基全在郓城，一旦离开了这一亩三分地就什么都不是，自不可能拍拍屁股就跟着宋江跑路。
宋晁二人本就是以义气为遮掩的黑白勾结组合，最终也因为各自的利益点不同而分道扬镳，自此再难有交集。
此后，徐泽以河北东、西和京东东路三路之力，扛着大宋的压力北伐灭辽，建立了大同，晁盖的好兄弟宋江也实现了平生夙愿当上了官。
而大同频繁以各种理由挑起两国矛盾，也让济州始终面临沉重的边防压力。
当然，这种压力属于官老爷，如晁盖这等两头都不得罪又都能占到好处的土豪们却是过得不要太欢快，巴不得这种同宋两国的对峙越久越好。
直到袭庆府惊变，朝廷授予苏迟经略京东西路半路的权力令其抵御同军入侵后，这种现状才再次改变。
苏副经略使要抗同，晁盖虽然不会为官府卖命打同军，但也不会公然造反打宋军。
但苏相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打破官民之间固有的利益格局，逼迫上户们捐献家产共赴国难。
到了这一刻，晁盖才明白大同共建会私下宣传的大宋如何腐败——因为这个腐败真正触及了其饶固有利益。
于是，在同军即将攻入济州的关键时刻，晁盖反了！
整个济州四县，因为苏副经略使的恶政，利益受损而心怀怨恨的上户又何止晁盖一人？
所以，大敌当前揭竿而起的自不会只有一个晁盖。
京东西路兵马副总管范琼前脚才领命率官军撤出任城县，城中剩余兵马就在本地上户的蛊惑下抛弃朝廷，主动开城迎接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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