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最终还是颔首，默许了那纸与后金（清）的“议和协议”。
庙堂之上围绕攻击任风遥展开，却戏剧性收场的一幕表演，不过是崇祯朝末年的寻常剧目。
纵观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党争”与“人整人”的现象如此突出，根子就在权力高度垄断、资源尽归于上的系统中，皇帝的信任成为唯一的硬通货与通行证。
正因如此，如何取悦圣心，就变成了比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
自诩为“道德楷模”的士大夫们发现，想要赢得皇帝的信任是很难的。但是，想要让皇帝不信任谁，却很容易——尤其当遇到崇祯这类耳根子软、“多疑症\\偏执逛”的时候。
当争论“事理”的对错，远不如攻击“人品”的污点来得高效时，攻讦替代了辩论。
曾为纠偏而设的“清议”与言官“风闻奏事”之权，至此已彻底沦为脸同伐异、权力倾轧的精致工具。
锦衣卫出身的李鼎，早就看透了官场的本质，所以，他也只能用这些鬼蜮伎俩来保护任风遥。
当远在山海关外的吴三桂奋力搏杀时，决定如何书写这段历史的文官们，正安然端坐于京师的茶几旁，“滋溜滋溜”饮着清茶。他们才不会将王朝倾覆的半分责任，归咎于自身。
——
震慑住了关外，安抚了吴三桂，算是把来自北面的威胁暂时解除了。风遥的目光投向了剧烈动荡的中原。
崇祯十六年（1643年）
初夏的风掠过中原大地，却吹不散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战火与阴霾。
此时的李自成，早已不是昔日流窜的“闯王”了。自三月在襄阳建立“大顺”政权，称“奉倡义文武大元帅”后，终于意识到了治理的重要性，开始想起来在占领区（湖北中北部、河南南部等）捋捋自己的发展脉络了。
他开始尝试构建一个政权的雏形。仿明制设立六政府，州县设官，布告安民；整顿军纪，严令“马腾入田苗者斩”，“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严束部下；同时开仓放粮，赈济饥民；更打出“均田免粮”旗号，让无数濒死的百姓看到了生的希望。
然而，这幅画卷的底色，依然是流寇时代的潦草与急就。
他的政权，像一个匆忙搭建的戏台。文官体系多由不得志的明朝降官和底层文人充任。
他们熟读诗书，却未必懂得治理；所谓的“均田”，多数时候仅是打土豪、分浮财的运动式狂欢，并未建立起一套清查土地、分配生产、稳定赋税的可持续制度。
秩序，更多依靠军队的威慑而非官僚体系的日常运转。
他的根基，建立在流沙之上。
几十万大军和随行家属的消耗是文数字。刚刚控制的地盘无法立即产出足够的粮饷，于是，“追赃助饷”——“拷掠”明朝官僚、富户以获取军资——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手段。
这虽然能快速聚敛财富，却无异于杀鸡取卵，严重破坏了占领区本已脆弱的经济结构，更让士绅阶层与新政权彻底对立。
尽管许多措施仅具其形，远未扎实，但对比明朝官府的无能与盘剥，却还是让百姓“望贼如望岁”。
他的成功，源于旧王朝的腐朽，而非自身的新生。
他给了绝望的百姓一个摧毁旧世界的锤子，却没能提供一个建设新世界的蓝图，没有将军事胜利转化为长期、稳定、合法统治的复杂能力。
他有朦胧察觉，却无暇深究。
历史的聚光灯已经打在他的身上，明朝的废墟近在眼前，巨大的机遇和惯性推着他，只能沿着“扩大地盘、继续进攻”的路径狂奔。
他把目光投向了西北，那里有更坚实的土地，西安，有他念念不忘的“根基”。
——
李自成中军大帐。
烛火在帅帐里晃着，把河南到北京的驿道在地图上照得发亮。
帐下将领攥着刀柄往前凑，群情激荡：“大王！咱们已经占了河南大半地盘，明军早成了惊弓之鸟，眼下直接往北打，过了黄河就是保定，用不了俩月准能踏平紫禁城！”
三十七岁的李自成异常冷静，并未受到众将影响，指尖顺着黄河往上游滑，最终停在陕西地界，指甲在西安城的标记上压出一道印。
他抬眼时，帐里的喧闹声渐渐低了下去。李自成耐心分析道：
“北京不是那么好打的，非旦夕可下。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携，咱们在河南的粮道刚刚稳住，此刻贸然北上，后有彰德、卫辉明军没除，前有居庸关守军堵截，粮草线一断，咱们就是悬在半空的兵。”
他把油灯往陕西挪了挪，油光漫过潼关、延安：
“我意，先取西安。其一，簇乃我等起家之所，根基犹在；同时，还有不少旧部在那边等着汇合。
其二，可彻底遏孙传庭的老巢，断明朝西北一臂；
其三，以陕西为基，立稳脚跟，再图东进，方是万全之策。”
将领们顺着他的指尖看过去，那块地界连着河南的粮道，又挡着明朝的西北兵，确是进退都稳的棋眼。
见众将耐心倾听，李自成点点头，续道：
“待我等据有陕西，扼守潼关，明朝西北精锐便成瓮中之鳖。届时，自西安东出，取北京如探囊取物。”
李自成的战略清晰而冷酷，将领们你看我我看你，先前眼里的急切渐渐变成了笃定。
笔尖在纸上划过，调兵的指令，随即如雪片般发出。
——
此刻，对明朝而言，李自成已非流寇，而是拥有政权、地盘与民心的庞大割据势力，真正具备吝覆一个王朝的潜力。
崇祯帝不得不再次启用诏狱里的孙传庭，擢升他为兵部尚书，总领山西、湖广、河南等七省军务，并将仅剩的精锐兵力尽数压在西北，寄望于一个人能扭转危局。
五月的陕西西安，城墙上的旌旗在风里猎猎作响，督师衙门内，孙传庭正对着案上的舆图眉头紧锁。
他现在面临的是无解的困境：
首先是兵与将的双重匮乏。松锦、襄城等战役后，明朝九边精锐损耗殆尽。孙传庭手中多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流民、老弱，毫无战斗力，军纪涣散，甚至“兵未训而先哗”。
能征善战的将领非死即降，他与部下高杰、白广恩等降将之间，也充斥着猜忌与不协。
其次，就是大明所有军队目前共同面临的问题：没钱、没粮，无法支撑军队。
明末财政早已山穷水尽，陕西连年大旱蝗灾，本地无粮可征；而国库，早已空空如也。军队甚至出现了“士兵食树皮充饥”的情况。
话回来，不是崇祯皇帝吝啬，是真没钱了。
起来令人唏嘘，一个绝望的对比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此时北京防务空虚，守军缺粮缺饷已近崩溃。
为了稳定军心、加固城防，无奈之下只能向自己“企业员工”募捐。
他最先找自己岳父周奎（嘉定伯），希望他带头捐10万两，周奎却极力哭穷，只肯捐1万两；其他亲王、勋贵一看，你“爹”都不把企业当回事，我们更不会在乎了。也纷纷效仿，或借口家产微薄，或只捐数十、百两应付，仅几个人捐了数千两。
大明最后一个内阁首辅魏藻德没招，掏了500两，其余大臣至多捐数十、数百两。
更有几个大臣一看：我靠，又到表演时间了？直接回家换上了破旧衣服上朝，玩上cosplay了。
最终这场募捐仅筹集到约20万两白银，而当时仅守城士兵的军饷就需百万两以上。
《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明末史料记载，崇祯帝绝望大哭，出了“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惜，落泪并未改变募捐最后失败的结果。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
最讽刺的是，李自成入城后，对这些权贵、大臣展开“追赃助饷”，仅从崇祯岳父周奎家中就搜出白银53万两、珍宝无数，其他大臣、勋贵被搜出的钱财更是数以千万两计。
这或许是明王朝最后时刻最荒诞的图景：一边是皇帝在空荡的内帑前绝望哭泣，另一边，财富却如江河般静静流淌在勋贵与官僚的府邸深处。
从后世的视角回望，崇祯皇帝难道真不知道他的臣子们富可敌国吗？
他当然知道。
但作为帝国的象征，他最终选择了在煤山的一棵老树上自缢，而没有让御林军的刀斧劈开臣子家的朱门去“搜抢”。
这或许并非软弱，而是在他认知中，为朱明王朝保留的、属于“君王”的最后一丝尊严与体面。
在这令人心寒的对比中，唯一一抹微弱却刺眼的光亮，来自他身边的太监王承恩。这位皇帝最信任的内侍，捐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三万两白银。这个数字，超过了所有冠冕堂皇的阁老、勋戚。
一个在士大夫眼职肢体不全”、“心术不正”的宦官，在帝国倾覆之际，却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忠义”。
无论大清朝做了多少恶，在对待“忠义”上，还算做了一件善事：将王承恩埋在了崇祯帝身旁，让崇祯帝不至于太孤独。
这份记录着忠诚与贪婪、牺牲与自私的名单，现在就在任风遥的“账册”上。
他对崇祯哥抱有强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但他所有的冷峻锋芒，都指向了名单的另一边——那些在王朝末日仍贪婪啃噬着帝国最后骨血的蠹虫。
历史的审判一般都是迟到，但在任风遥的秩序里，没有审判，只有执校
——
困坐愁城的孙传庭，等不来朝廷的支持，只得强行在陕西“刮地皮”筹饷，得罪尽地方豪强，也仅凑足月余之粮。
而崇祯的催战诏书，却一道紧过一道。
孙传庭，这位大明最后的希望，被架在了缺粮、少兵、无饷的火山口上，背后是皇帝不容置疑的鞭子。
——
校场上，副总兵高杰勒马督练，心情复杂。这位原李自成麾下的猛将，因与李自成之妻邢氏私通，恐事发被诛，于崇祯八年（1635年）叛投明军。他骁勇善战，与李自成更有夺妻之恨，故被朝廷视为可用的利器，却始终被贴着“降将”标签，备受猜忌。
他知道，自己与总兵白广恩同为降将，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他更清楚，在这艘将沉的大船上，自己这样的“外人”，一旦战事失利，必是第一个被推出去顶罪的替罪羊。
他不怕与李自成死战，却恐惧于身后这无可救药、只会倾轧的体制。
“高将军，督师有请。”亲兵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调转马头，望向那被夕阳染成血色的督师衙门，摸了摸腰间的佩刀，指节泛白。
校场上的士兵还在呐喊。刀光剑影里，他眼角余光瞥见道边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派往山东联络任风遥的族弟高猛，正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意味深长的微笑。
高杰的心，猛然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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